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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牛奶路”
不但没错，而且还是一个能够保存原文特有的文化意象的妙译。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挑错式的翻译文学批评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这种批评一旦多起来，一旦形成了一种模式，批评家将注意力集中在译文的错译上，倘若能在一篇（部）译文中找到多个错误，便可以连缀成文。
使翻译文学批评成了咬文嚼字的语言批评，以这样的批评来取代“文学批评”
，那就很可能以偏概全，使读者误将带点疤痕的苹果当成烂苹果。
例如，在傅雷、朱生豪的译文中挑些错出来，是应该的，但即使挑出了一些错译，仍不能因此而贬低乃至否定它们的文学价值。
要把翻译文学从语言学批评进一步提升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困难很大。
有一些矛盾难以解决，包括语言学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矛盾，局部批评与整体批评的矛盾，翻译批评与翻译欣赏之间的矛盾，翻译文学批评与一般的翻译批评之间的矛盾，批评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矛盾，批评家的批评方式与批评对象之间的矛盾，等等。
在翻译文学批评中，应该将译文的细节批评与总体批评结合起来，语言学批评与美学批评结合起来，片段的抽样分析与完整的译文评价结合起来，特殊的批评角度与全面公正的评价结合起来。
对此，茅盾先生早在1954年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提出希望：“我们希望今后的批评更注意地从译文本质的问题上，从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上，从译本传达原作的精神、风格的正确性上，从译本的语言的运用上，以及从译者劳动态度与修养水平上，来做全面的深入的批评。”
[9]
但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
在目前现有的翻译批评文章中呈现出“二多一少”
的情况，就是细节和局部批评的多，笼统地不点名批评的多，而整体上将语言批评与文学批评有机结合的批评少。
其中，取得较大成绩、显出较高水平的批评大都集中在细节的局部的语言学批评上。
代表性的著作首推马红军先生的《翻译批评散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
该书从公开出版的书刊上选取了若干有商榷性的译文片段，对照原文，分析其中的成败得失，然后再摆出自己的译文，在逐层的分析和比照中，不同译文的高下优劣一望可知，充分体现了翻译批评的严谨性和艺术性，当然也不会给人留下“眼高手低”
之讥。
要开展翻译批评，必须有大家所应自觉遵守的翻译批评标准。
早在1950年代初，翻译界就曾对翻译批评标准问题展开了讨论。
董秋斯先生在《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1950）一文中就承认翻译批评有两个基本的困难：一是没有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二是没有公认的客观标准。
[10]焦菊隐在1950年发表的《论翻译批评》一文中也指出：“批评漫无标准，各人各以主观的尺度去衡量译文——这是产生这种隐藏着不良倾向的批评现状的主因。”
[11]到了1990年代，这种情形仍然存在，许钧先生说：“我国的文学翻译批评还没有建立一套相对完善且行之有效的理论。
近十年来，我国翻译理论的探索与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在与文学翻译批评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学翻译标准的探讨方面，却仍然难以达成比较统一的意见。
既然翻译标准都未能统一，那该如何去正确而又富于说服力地评价译文的质量呢？标准的不统一，势必造成评价的殊异。”
[12]但许先生在《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一书中也只是提出了若干基本原则和方法，并没有对批评标准问题多加论述。
看来，要正确有效地进行翻译文学批评，就必须建立大家可以普遍认可的翻译批评的标准。
批评标准的混乱必带来批评的混乱，“信达雅”
仍然应该是翻译批评的最可靠的基本准则。
如果说批评家是质量检验员，那么批评标准就是他应遵守的质量检验标准。
物质产品的质量检验的标准可以有专家和管理部门制定出来并强制实施，但翻译文学批评的标准的形成却复杂得多。
它应该是普遍被认可的，又是约定俗成的。
我国现有的关于翻译批评的文章对批评标准的看法是异中有同，表述简洁的有“忠实、通顺、优美”
、“真善美”
、“和谐”
等，表述稍繁的有“译文是否重视原著、是否流畅、是否再现原作的艺术手法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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