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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专题性的,如梁启超的《翻译文学与佛典》。
第四种是只涉及某一国别的、某一语种的翻译文学史,如我现在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就是。
我认为第四种类型的翻译文学史,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应该是翻译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最基本的方式。
它可以由个人独立完成,并有可能很好地体现出学术个性,保证研究的深入。
在这种国别性的翻译文学史研究有了全面的积累后,才会出现综合性、集大成、高水准的《中国翻译文学史》。
写翻译文学史,还必须对翻译文学史内容的构成要素有清楚的把握。
翻译文学史与一般的文学史,在内容的构成要素方面,有共通的地方,也有特殊的地方。
一般的文学史,其基本的构成要素有四个,即:
时代环境——作家——作品——读者
而翻译文学史的内容要素则为六个,即:
时代环境——作家——作品——翻译家——译本——读者
在这六个要素中,前三个要素是外国文学史著作的核心,而翻译文学史则应把重心放在后三个要素上,而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译本”
。
因为翻译家的翻译活动的最终成果是译本。
所以归根到底,核心的要素还是译本。
如果我们机械地奉行“翻译文学史就是翻译家的翻译历史”
,那就是以翻译家为核心了。
以翻译家为核心,就势必会用较多的篇幅介绍翻译家们的生平活动。
但文学家、文学翻译家的生平活动,在现有的《翻译家辞典》之类的工具书及其他文献材料中都可以轻易查到,在一部学术著作中,在翻译文学史中,除非特殊需要,是不必费太多的篇幅去堆砌这些材料的。
所以,翻译文学史还是应以译本为中心来写。
译本有那么多,如何选择取舍呢?究竟哪些译本要写?哪些译本不写?哪些译本要多写?哪些译本要略写?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例如,单就20世纪我国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译本来说,总数达两千多种。
假如每一种译本都要讲一通,面面俱到,那翻译文学史将写个没完没了。
任何历史研究著作都要对研究对象去芜存精、区分主次、甄别轻重、恰当定位。
翻译文学史首先应该是名作名译的历史。
而对于非名作、非名译,把它们作为一种翻译文学史上的一般“现象”
来看待就可以了。
一般地说,译本的历史地位,是由三个条件来决定的。
第一,原作是名家名作,这是决定译本地位的先决条件。
几乎所有的名家名作的译本都值得翻译史来关注。
但也有特殊情况,如有的原作在原作者的国内并不被重视,而译本却在翻译国有重大影响,如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著作《苦闷的象征》就是这种情况,对此我们的翻译文学史也要高度重视。
第二,译者是名家,是决定译本历史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一个译者之所以被认为是著名的翻译家,首先在于他对翻译选题的把握准确可靠,其次是翻译质量的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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