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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政治、文化上的，也有文学观念上的。
如上所说，人们习惯上将“翻译文学”
视同“外国文学”
，是制约翻译文学及翻译文学史研究的首要原因。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文学研究分科越来越细，不同的“专业”
之间也很封闭，同时兼通中外文学两方面的人才越来越少了。
例如，大学外语系的专家教授们大都从事外语本体的研究，有关的翻译专业或“翻译学”
专业，基本上是在语言层面上研究翻译的技法，对“翻译文学”
的研究难以展开；而在大学中文系或中国文学的研究机构，同样也习惯于封闭地研究中国文学。
樊骏先生在近来发表的《关于学术史编写原则的思考》一文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忽视了翻译文学，这是因为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人在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学两方面都在欠缺，“对他们来说，产生这种‘忽略’，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
这种看法大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事实上，对于稍具文学史常识的人来说，有谁看不到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显著地位和作用呢？但是，如果不对外国语言文学有一定的修养，谈翻译文学、研究翻译文学就很困难。
不过，最近这些年，情况有了可喜的变化。
不少人大声呼吁重视翻译文学及翻译文学史的研究。
其中，上海的谢天振教授呼声最高，他写了多篇这方面的文章，并且提出了“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
的观点。
我认为，把翻译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是合情合理的，必要的。
但同时还必须清楚，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
组成部分。
说它“特殊”
，就是承认它毕竟是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品而不是我国作家的作品；说它“特殊”
，就是承认翻译家的特殊劳动和贡献，承认译作在中国文学中特殊的、无可替代的位置，也就是承认了翻译文学的特性。
所以，我们期望今后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都有翻译文学的内容。
但是，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由于一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有体系、体例上的制约，要全面、系统地展示翻译文学，恐怕难以做到，所以，那就非得有翻译文学史的专门著作不可。
文学史研究作为一种研究实践，必须有明确的、正确可行的理论与方法做指导。
不过，翻译文学史，目前仍处于草创阶段。
究竟怎么写？前人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范例供我们作参考和借鉴。
我想，根据研究的范围、角度的不同，翻译文学史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综合性的翻译文学史，即全面论述我国译介世界各国文学的历史，展现翻译文学发展的概貌，如前面提到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就是。
由于这种综合性翻译文学史涉及多国家、多语种，除非是多卷本的大部头的著作，否则恐怕只能是概述性的。
第二种类型是断代性的翻译文学史，如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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