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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文学史》既然称为“文学史”
,当然也就应该包括文学研究的应有的内容。
除了纵向的加强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线索的梳理和描述外,在横向上,还要进行对名家名作的赏析与批评。
特别是注意对翻译文学文本自身的鉴赏与批评。
理想的状态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对重要的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分析,看看翻译家如何创造性地将原文译成中文。
这样一来就大大地增加了讲授的难度,对教师的外语、外国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的修养,标准要求都提高了,对学生的接受水平的要求也提高了。
当然,承担中国翻译文学史课程的教师,无论何人,都不可能通晓所涉及的所有外语语种和原文,但我们直接面对的是翻译文学,在原文不在场的情况下,也可以对译文本身进行赏析。
例如,戈宝权译高尔基的《海燕》,一位中文修养足够的教师,完全可以在不懂俄文的情况下,感受和体会到译文本身的美并把这种美传达出来。
二十多年前我的中学教师(他不懂俄文)就是这样做的,这至今令我难忘。
也就是说,我们把优秀的翻译文学看成是翻译家的再创造,看成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类型。
中国翻译文学史所鉴赏所批评的对象,不是外文原作,而是翻译家的译作。
在这里,一个教授中国翻译史课程的教师,其外文修养自然是越高越好,但更重要的,还是中文水平,是良好的中文感受力,是较高的文学与美学理论的修养。
将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基础课,改造为“中国翻译文学史课”
,我认为势在必行,但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我认为这个工作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在现有的“外国文学史”
或“世界文学史”
框架中,注入“中国翻译文学史”
的观念、角度和方法,也不妨说借“外国文学史”
之名,行“中国翻译文学史”
之“实”
;第二步再争取改变这门课的“名”
(不过在中国现有的教育管理体制下,为一门课程改“名”
谈何容易)。
就我本人的实践而言,我目前只是初步尝试做到了第一步。
而要做到第二步,必须有学术教育界的普遍共识,必须写出高水平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的教科书。
这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
但愿有意于、有志于这项工作的同行们,今后齐心协力,加强合作,为新世纪我国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为中文系的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做出我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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