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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所做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吸收和消化工作。
因此其意义不可低估。
可以说，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消化和吸收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在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中，将外国文学课程中文化。
用中文讲述外国文学，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中外文学与文化碰撞和融合，因而其实质就是“比较文学”
；用中文讲述外国文学，外国文学便在中文、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受到过滤、得到转换、得以阐发，也就是化他为我，其本质具有“翻译文学”
的性质。
这门课不单纯是“史”
，更具有文学理论的特征。
所以，在中文系用中文讲授外国文学，与在外语系使用外文讲授的外国文学，其宗旨和效果都是根本不同的，也是不能相互取代的。
因此，将外语系的国别文学史照搬和移植到中文系来，是不可行的。
如果我们对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课程的性质达成这样的共识，那么，提出以“中国翻译文学史”
来改造“外国文学史”
，将原有的“外国文学史”
课程转换为“中国翻译文学史”
课程，就是非常自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当然，这还需要完成立场角度和观念方法的转换。
原来的“外国文学史”
课程，是努力站在外国文学的角度与立场上，现在的“中国翻译文学史”
课程，则要求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上，把翻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来讲授。
它绝不是外国文学史课程的取消，而是外国文学史课程的强化和转化。
《中国翻译文学史》这一课程的特点，就是不满足于只讲“外国文学”
，还要讲“外国文学”
如何通过翻译家的再创作，转化为“翻译文学”
，也就是站在中国文学及翻译文学的立场上讲外国文学。
这样一来，中国文学史自身的发展演进线索就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纵向坐标。
在这个坐标上，中国翻译文学家就成了中心点，“中国翻译文学史”
课程首先是肯定和张扬翻译文学家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使优秀的翻译家作为中国文学的功劳者，与著作家一样获得应有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在《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纵向构造上，要摆脱以往的外国文学史模式，在尽可能描述外国文学自身发展演进历程的同时，应当将重点放在描述中国翻译文学史自身的发展演进历程及其规律性的探寻上面。
对外国文学史上的文学思潮、运动、作家作品的轻重权衡和甄别取舍的依据和标准，主要不是外国文学史自身的标准，而是中国翻译文学史的标准，即根据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作用的大小多寡深浅，来确定其主次轻重。
例如，英国的《牛虻》，或许在英国文学史上没有什么重要位置，但在中国文学翻译文学史上，却有重要地位，并应予以确认。
这样一来，《中国翻译文学史》与原先的《外国文学史》就有了显著不同，它已经不单是外国文学的介绍和赏析了，而是进入了“研究”
状态，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与外国文学的对话；这样一来，《中国翻译文学史》既是中国文学史，也是站在中国翻译文学立场上所看到的外国文学史；《中国翻译文学史》既是与世界文学密切相关的中国文学史，也是站在中国文学立场上所观察到的世界文学史；《中国翻译文学史》既是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史，也是一种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比较文学史——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翻译文学史”
这门课程的实质。
因此，用《中国翻译文学史》改造过的《外国文学史》，绝不是《外国文学史》的取消，而是《外国文学史》的强化——强化其比较文学的属性，强化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强化这门课程的学术性，从而加大其深度，拓展其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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