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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派相反，认为建立翻译学是必要的必然的现实的，并且在我国也已初步形成；第二，怎样建立翻译学？这主要涉及在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中，是建立囊括一切翻译活动的“翻译学”
，还是首先建立像“文学翻译学”
那样的分支翻译学？在建立翻译学的过程中，是以中国已有的译学理论为依归，还是以西方理论为依托？如何看待中国传统译论的民族特色？在译学理论建构中它应发挥何种作用？如何看待和借鉴西方译论？其中一派认为我国已经形成了自成系统的翻译理论，应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另一派认为中国翻译理论是不成熟的和落后的，翻译学的建立应走国际化的道路。
这场争论目前仍在进行中。
在对上述十大论争中的清理、总结和评述中，我们深感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翻译论争的论题是鲜明突出的，论争的内容、论争的角度和方式是丰富多彩的，论争的学术含量和理论含量是较高的，有关文学翻译的论争是与中国文学史、中国学术史的发展演进历程密切相关的。
从纵向上看，十大论争贯穿着整个中国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同时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论争**相对集中。
20～30年代和80～90年代是论争的两个高峰，十大论争中的大部分论争集中在这两个时期。
显而易见，这两个高峰期的形成是与中国整个学术文化的繁荣期相一致的。
从论争的主题内容上看，是逐步由浅入深、逐步推进和深化的。
例如，在20世纪上半期，围绕“信达雅”
的论争，其宗旨是为文学翻译确定一个基本标准，接着展开的直译和意译之争是翻译的基本方法问题，转译复译问题则是翻译的方式问题，这些基本上都属于翻译的实践层面的问题。
到了20世纪下半期，在关注翻译的实践层面的问题之外，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学翻译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例如，形似神似化境、等值和等效问题的争论，已经由“文学翻译”
上升到了“翻译文学”
。
这一论争和“信达雅”
论争的不同，就在于“信达雅”
论争是有关实践问题的，而围绕“神似”
的论争则关涉翻译文学的美学理想、审美境界，是对已经完成的“翻译文学”
文本的审美观照和审美评价。
又如异化归化之争，如果说30年代的论争旨在说明什么样的译文更可取，那么到了80～90年代的异化归化之争，则主要指向探讨翻译文学的文化立场，翻译家的文化取向问题。
同样，可译不可译之争也发生在30年代，但那时所探讨的主要是文学翻译实践层面的可译与不可译，而20世纪后半期的论争则深入到了文学的翻译本质特征的层面，把可译不可译问题作为翻译中的一个文化哲学问题、美学问题来看待。
还需要强调的是，80～90年代参与争论的不再是清一色的翻译家，而是涌现出了一些专门的翻译研究家和译学理论家，理论与实践的相对分工已初露端倪。
翻译论争及文学翻译论争的议题，也不再局限于某些个别的实践问题，而是更多上升到了学科建构的高层次。
例如，关于翻译文学的国别属性文学的争论，其实质是要为翻译文学争取学科地位，争取存在空间。
翻译的“科学论”
和“艺术论”
之争的宗旨，更是要从学理上辨明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从而为翻译及文学翻译的准确定位打下基础。
而关于“翻译学”
的论争，则是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论争的总结形态，是围绕学科本体的论争，突出表明了20世纪末期翻译界对中国翻译及文学翻译的学科建设问题的高度关注，这个问题的争论也一直延伸到了新世纪，而翻译学及翻译文学的学科建设也在论争中稳步地向前推进。
就论争的方式来看，中国翻译文学中的所谓“论争”
，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争论”
，大部分情况下是“争”
为“论”
起，以“论”
为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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