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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争”
。
论争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
但粗略划分起来，可以说有两种基本的论争方式，一种是直接论争，论争双方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以特定的人物为对手展开论辩，多是指名道姓。
十大论争中，30年代鲁迅与梁实秋等就直译硬译问题展开的论争，90年代就劳陇、张经浩两先生的反对建立翻译学而引发的论争，关于中国译论与西方译论的价值判断的论争，等等，都属于直接论争。
直接论争的烈度较大，双方常常各不相让，有的已上升为比论争更激烈的“论战”
。
这类论争的特点是短兵相接，各执一端，论题集中，立场鲜明。
总体看来是学术的，但有时也免不了中国文坛中的一直时隐时现的宗派主义、党同伐异的倾向，有的因带有个人的情感意气乃至成见偏见，影响了论争的学术性和科学性。
譬如，有论者在论争中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将学术论争与人际关系、长幼尊卑混为一谈，经不起别人的学术的批评，在反批评中有失学术立场。
这都是直接论争中难以避免的负面。
另一种方式是间接论争。
即论争双方的对垒并不明显，论争的时间不太集中，有关的文章主要并不是为论争而写，而是顺便提到，或一带而过，或旁敲侧击。
这类间接论争时间上不集中，参与的人数较多，且往往历时很长，旷日持久。
例如，信达雅之争，直译意译之争，异化归化之争等，几乎都持续了近一百年，其论争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翻译理论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和一个重要侧面。
在中国翻译文学论争史上，直接论争和间接论争两者互为补充，直接论争往往容易形成焦点和**，间接论争却能连绵不绝。
在清理、总结和评述中国翻译及文学翻译论争的过程中，我们还感到，中国文学翻译的论争始终是中国翻译论争的焦点和核心，在中国的翻译理论建构中具有主导位置。
一方面，中国翻译文学的论争是中国翻译论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谈文学翻译的论争，不可能完全局限在文学翻译自身的范围内。
另一方面，在20世纪我国翻译论争乃至译学理论建构中，呈现出较强烈的“泛文学化”
的色彩。
不论是否直接关涉文学翻译问题，论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学性或文学色彩。
“文学论”
色彩极为浓厚，相形之下“科学论”
色彩较弱。
许多学术观点和理论主张实际上是从文学翻译出发的。
参与论争的大部分翻译家是文学翻译家，他们的文学翻译经验对他们的翻译主张、理论立足点都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可以说，20世纪中国翻译论争的核心和焦点在文学翻译。
90年代后，虽然也有了强调科技翻译、学术翻译研究的呼声，但总体而言，文学翻译仍是翻译理论论争的最基本的背景和语境。
翻译文学的学术争鸣是20世纪中国翻译理论建设的重要形态，论争涉及了文学翻译的方方面面，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基本的问题和课题，也集中表现出了学术论争在理论建构中的作用和局限。
一方面，论争中提出了一系列基本问题，通过争论，使这些问题为更多的人所关注；通过辨析，使问题逐渐明朗化，为进一步解决问题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参与论争的大部分是有着一定翻译实践经验的翻译家，而多是有感而发的随想式的、“经验谈”
的文字，其中的看法虽不乏切肤之痛和真知灼见，但常常是思想的星星之火，而不是理论的火焰燎原。
这自然不能责怪翻译家未能将他们的见解理论化。
这只能说明，文学翻译论争还不是文学翻译理论的完成形态，但它却是文学翻译理论乃至整个翻译理论和译学建构的珍贵资源。
翻译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既要靠翻译家兼理论家的双料人才，更呼唤专门的翻译理论家和专门的翻译理论研究者的出现。
而今后专门的理论家要对文学翻译做出理论上的全面深入的概括和提升，如果忽视、或者不能充分利用20世纪文学翻译论争所留下的这些宝贵材料，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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