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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如此译”
则是作历史文化学的全面观照，是做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的价值判断。
第四，在翻译学科化的同时，也出现了超学科研究的倾向，翻译问题已经不再是“翻译”
圈子内的话题，而成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学术文化、文艺理论、美学等领域的共同话题。
第五，由于不同的思想主张与学术范式的形成，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翻译思想中的不同思想流派的倾向和萌芽，也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预示了广阔的前景。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只有不同流派的自然形成与流派之间的相互切磋与论争，才能促使思想火花的绽放，有利于思想成果的形成。
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看，我们在翻译思想的产出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
，是说中国古代翻译的千年历史，近代翻译的百年历史，现在到了最终加以整理、清算、鉴别、阐发和提炼的时期；所谓“地利”
，是说我们中国具有跨越中印、中西文字，即跨越汉语的象形表意文字与印欧语系的拼音文字两大文字系统的最悠久、最丰厚的翻译历史，是西方各国、东方的印度等国所难以比拟的，要论翻译思想的产出条件，则舍中国而无他国；所谓“人和”
，是指我们中国近年来已经形成了或许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从事翻译、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的队伍，而且许多是翻译家与理论家兼于一身，学科意识极强，最近这些年的翻译研究学术成果的产出量，估计也应该是世界第一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条件发挥中国思想者的主体性的自觉，强化思想生产与思想创新的意识，超越传统的语言学层面的翻译论，寻求跨学科的综合视角，从而促使翻译思想的不断产生。
[1]本文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4）。
[2]本文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2）。
[3]本文是“首届翻译史高层论坛”
（成都）的主题发言，原载《社会科学报》（上海），2013-10-17。
原题《应该有专业化、专门化的翻译文学史》。
[4]本文原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1（6）；《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2012（5）转载。
是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收入《王向远著作集》第八卷时改题为《中国文学翻译九大论争》）的“绪论”
的基础上改写而成。
[5]本文原载《安徽大学学报》，2014（4）。
[6]谢天振：《译介学》（增订本），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7]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1～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谢天振：《译介学》（增订版），20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9]王向远：《翻译文学史的理论与方法》，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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