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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是翻译思想的显著表征或主要标志。
换言之，如果一部理论性的著作，没有提出相应的经得住推敲的新概念、新范畴，或新命题，那它有没有思想建树，就颇有疑问了。
“翻译思想”
往往包含在“翻译研究”
中，也包含在“译学”
或“翻译理论”
中；不见得所有的“翻译研究”
和“译学理论”
中都有“思想”
的建树；严格地说，称得上是“思想”
的东西，既要有严谨的逻辑，有理论的深度，又要有理论想象力和鲜活的生命体验，应该具有思考与表达的独特性、创新性、启发性与耐用性。
有思想的，一定会有学问的基础；但是有学问的，不一定有思想。
因此，“翻译思想”
需要从“翻译研究”
和“译学理论”
中加以提炼。
另一方面，虽然我们的思想创新离不开古今中外的遗产，但是，完全跟着西方的翻译话题走的，那主要属于西方翻译思想的延伸与影响的范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翻译思想；完全固守传统翻译思想的，是保守古人的思想，而不是现代人的翻译思想。
思想既不能以作者的知名度而论，也不能以文章的长短、书籍的厚薄、读者的多少而论。
就翻译界而言，影响最大的是学生不得不使用、出版社也最愿出版的教材。
但是在当代中国，除非少数个人专著型的教材外，一般教材很难有“思想”
。
有的书发行量较大，再版次数多，但这与思想价值大小也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有一些没有思想含量的书影响面较广，相反，一些有思想的著作与文章，却相对寂寞。
因为真正的思想，大多是独辟蹊径、先行一步、孤独寂寞的。
而且起初往往被一些人当成异端邪说，冷漠待之、不屑一顾，甚至加以攻讦。
因为它关注的东西是一般人想不到，或不关注的；它的表述方式，也是一般人所不习惯的。
西方思想史上的大家，大都不是被同时代人所认可的；东方的孔子、释迦牟尼，也都是死后两三百年才被人体会到价值之所在，而逐渐被人重视的。
因此，翻译思想史，特别是当代的翻译思想史，也不能只以传播远近与影响大小作为考量、掂量的主要依据。
二、“翻译思想”
与“翻译思想史”
以上述的“思想”
为标准，《中国翻译思想史》对翻译史上的学术研究与理论遗产的轻重权衡就有了一个标准。
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翻译史类型，《中国翻译思想史》与“翻译研究史”
“译学理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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