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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真正的个体化的成熟，是对自由个性理解上的成熟。
“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摆脱他人而独立，真正的‘个性’也不在于与他人相隔绝的‘孤独自我’，而是只有在与他人的开放性关系中才能生成。”
①在这种开放性的空间中，“这个社会的个人就会有最大程度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即使这个社会里最弱小的存在也可以活得尊严、幸福。
毫无疑问，人能够给自己做主，这当然是人的自由的最高体现”
②。
如上所述，真正的个体化得以实现，才宣告人的存在方式变革的完成。
真正的个体化——自由个性的本真展现，承载着“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
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势的特征”
③。
也就是说，自由个性的本真展现所实现的真正个体化，是实现了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自由。
因此，个体化应该成为人的存在方式变革的着力点，这是实现“自由个性”
的重要支撑。
而个体发展的成熟状态，个体化的真正完成和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才象征着文明新形态变革的完成和实现。
在人类文明形态自身演进的历程中，我们已然看到的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开创的文明形态，越来越以成熟的面貌表征并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
尤为重要的是，站在今天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十字路口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也是最为重要的实践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贡献的智慧。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方案的实践探索不仅具有中国历史的意义，而且同样更为深层次地具备世界历史的意义。
然而，需要格外引起注意的是，中国方案的实践探索能否以成熟、饱满的姿态最终完成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从而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还必须借助于今天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能否切实地依靠人工智能，稳妥实现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就成为当务之急。
今天，当人类期待并追求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之际，中国方案的实践探索必然要与人工智能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进行有机对接，只有这样才能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立提供一种真正的契机。
当然，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人工智能运演的模式鲜明地异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工智能的自我发展模式。
在资本文明形态中，人工智能自我发展的最终目的仅仅是资本积累和增殖，即便是在这一发展轨迹中，人类得到了某些所谓的幸福，但也只不过是资本积累和增殖过程中的附带结果，并非是其最终的目的。
如此这般的幸福，只能被称作是一种片面的、虚假的幸福，而非整全的、真正的幸福。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在资本统治下人工智能的运演结果带给人们的焦虑总是大于人们所获得的幸福，这显然与人工智能发展的初衷相违背。
所以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
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
①
因此，人工智能时代所创立的先进生产模式必然要求社会主义体制的治理理念对其进行保驾护航，只有在这样的逻辑自觉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人的存在方式，才能真正突破典型资本主义体制下所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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