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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考反映了当时国人精神迷失的实际状况，对辛亥革命实际后果的严重不满正是五四运动得以爆发的直接思想背景。
正是基于这种精神上的困惑，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批判性地对待辛亥革命发起者的精神遗产，以期通过新的思维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寻求一济灵丹妙药。
他们苦思寻求的结果，正如多年后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一定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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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否认，农民是中国社会较为落后、较为分散、较为不开化的阶级，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既然取决于农民群众的参与与否，那么又势必存在着一个如何引导农民的问题。
辛亥革命之后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亦即五四新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为应当对农民进行改造，以现代观念革除农民的劣根性，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改革国民性”
。
鲁迅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
一到二年二次革命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清醒。
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
使奴才主持家政，哪里会有好样子。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旧不肯了。
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恭贺，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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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话虽说在五四之后，但他确实道出了五四新人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的思考，是五四之前几年思想文化界的普遍认识。
他们相信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既不限于技术问题，也不单纯是政治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问题。
只有从文化的层面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才能使中国问题的其他方面获得连带解决。
他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期望青年一代确立现代化的意识与信念，既克服自身的劣根性，又能促进整个国民性的改革。
诚如“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敬告青年》中所说的那样：“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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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初国人精神迷失而不知所措的特殊背景下，五四的选择为当时苦闷的思想文化界带来了一线希望，因而很快成为新派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
他们逐渐摆脱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的彷徨与犹豫，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去从事他们的理想事业，中国历史从此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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