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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
……（当）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口，一攻就垮，日益削弱下去了。
人民不得不由自己，即通过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的代表来为自己建造新的上层建筑。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旧的上层建筑的毫无用处已成尽人皆知的事实。
革命已经是大家都承认的了。
现在的任务是确定究竟由哪些阶级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新的上层建筑。”
192很显然，以暴力基本手段，以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为主要目标的革命，由于立足于彻底的打碎和破坏，因而它必然比那种在旧的基础上进行渐进的改良来得痛快和容易。
但是，革命的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毕竟是极其少见的现象，它不仅需要革命的时机，如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统治者也不愿就统治方式进行丝毫变革，而且必须要有一种新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其充分的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或交往方式已经无法容纳这种发展。
否则，“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基础，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些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综合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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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反观辛亥革命，我们明显地感到，革命的条件并不充分具备，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辛亥革命之所以于此时爆发，完全是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
汪精卫说：“中国苟欲立宪，舍革命外，更无他策。
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
知非革命无以立宪，则惟当奋起而实行革命。
使所遇之敌而坚也，则虽艰难百折，终求达其目的；使所遇之敌而脆也，则事半而功倍，目的既定，不以敌之坚脆而殊其趋也。
使怵于敌之坚，而趑趄退伏，以为不如希冀有开明专制之一日为愈，斯则大逆不道，而中国之罪人也。
至于革命之际，流弊或所不免，然但当思患预防，力求所以免之者，不当以革命之有流弊，而至于不敢革命也。
且天下岂惟革命乃有流弊，世界一日未至于至善之域，则无事不有流弊。
世之言曰：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此就比较上言之也，若自根本上言，则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者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当望之本族，不当望之矣族故也。
而革命之后必为民权之宪，何也？其时已无异族政府，只有一般国民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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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革命党人既未彻底排除中国实行立宪制度的可能性，但认为立宪制度的实行无法凭借清政府居于主导地位的改良措施，而只能采取自下而上的彻底革命，推翻异族统治，由汉族人建立自己的立宪政权。
只是在推翻了异族之后，立宪体制实际已无实行之必要，于是自然而然的逻辑结论便是在建立民权共和政府。
如果说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在对待满族问题上，已如我们说过的那样，陷入了民族主义误区的话，那么，辛亥革命之爆发的前提条件便不足以成立。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环节，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而采取的革命手段。
因此，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其主观目的虽然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但由于这一运动本身几乎完全凭借领导者的主观能动性，而缺乏现实的生活基础，所以其客观效果并不能与领导者的主观愿望完全吻合，许多方面甚至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
辛亥革命的倡导者对革命的迷信，除了相信人的能力能够改变一切外，更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对中国旧体制以及清政府倡导的君主立宪制的评估。
也就是说，革命者对于共和政体的渴望，实际上是他们对立宪政体失望的必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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