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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的这种失望有多少扎实的内在依据。
换句话说，他们的失望究竟是建立在怎样的一个基础上？
清政府的立宪政体如欲获得真正实现，至少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清政府拿出诚意来；二是举国同心，上下一致。
如果第二个条件真的具备，那么即使清政府一时没有诚意，也迟早将在人民的推动下完成立宪。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是，革命党人几乎从一开始就抱定推翻满清的宗旨，在推动清廷立宪问题上没有丝毫松动和可能。
于是，共识建立不起来，清廷的诚意也便迟迟无从表现。
从革命者方面说，他们自信其的历史责任是推翻满清，光复中华，建立共和国家。
因此，他们对清廷的失望和彻底的不合作，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
不过，现在的问题在于，当革命者揭诸革命的纲领和目标时，并不是举国赞成和拥护，诸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提出许多的反对意见。
后来的事实证明，康梁的反对意见没有辩倒革命者。
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革命者对康梁的辩论，实质上并没有逐一正面回答康梁对革命的责难，相对说来是以武断的方式、以取消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
康梁认为，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来观察，共和政体不是中国目前可以立即采用的最佳方案，革命不是中国问题获得真正解决的最佳道路。
一方面，历史的发展不可能躐等前进，中国目前只能由“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
，然后由政府进行有“秩序”
的改革，“拾级而进”
。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将来中国的整体是什么样子，而在目前最宜采用的“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
便只能是改良式的君主立宪制。
这是中国未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政治上正当之要，实救国之唯一手段也。
然则中国之能救与否，惟视人民之能为要求、肯为要求与否以为断。
夫彼毫无政治智识、毫无政治能力者，不知要求为何物，不知当要求者为何事，固无冀焉矣。”
195也就是说，当国民程度尚未达到共和革命水平的时候，强行进行共和革命，便不可能得到良好的结果。
对于康梁的责难，革命党人确曾给予有力的反击。
关于前者，一如我们前已分析的那样，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普遍地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只循天演的规律，而应超前发展，躐等前进：“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
196至于后者，革命党人不相信康梁对中国国民程度的基本估计，以为自由、平等、博爱为“人类之普遍性”
，是任何民族都天然具备的，“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
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适合于我国民，而决无虞其格格不入也”
；“我国民必能有民权立宪之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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