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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会,没有,都不要紧,学习就是了,引进就是了,补充进来就行了。
这就是中西文明接触之初的真实情形。
从文献上看,中西文明最早接触的是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那些人。
按照一般规律,历史发生的比文献记录肯定要早些。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东南沿海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就是当时中国人用仿造手段模仿英国纺织产业,我们就知道中西之间的交往应该提前到徐光启、利玛窦之前很早。
我们过去也不太容易理解明代中晚期的思想异端,因为单纯从中国思想发展脉络看,无论阳明后学如何异端,都很难发生黄宗羲的“非君”
思想,李贽的个性主义、女性解放、男女平权,更不太可能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发生顾炎武的地方自治思想。
这些思想与传统相比,无疑具有异端性格,我们过去没有办法为他们找到思想源头。
其实,今天仔细排比明代中晚期相关史料,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些思想,大约都与西学东渐有关,是进入中土,或者没有进入中土,但与中国人在公海,在域外的交往有关。
这些思想不会是无端发生,不会是无源之本,他们一定有其思想的源头。
在明代中晚期中西交流中,最主要的肯定是贸易。
贸易的交往是西方势力东来的主要目标,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非常精致的农业文明。
但是,农业文明就是一种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无需外求,因此明代中晚期的中国农业社会面对西方过量进入的工业品,尤其是纺织品,根本无法吸纳那么多,对于最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来说,简直就是不需要。
于是,中外之间合法贸易渠道非常少,而非法的贸易管道就这样形成起来,而且越来越兴盛。
这个非法的兴盛的贸易管道,我们多少年来一直解读为“倭寇”
,这些倭寇实际上做的就是中西之间的贸易走私,甚至是武装走私。
明代中晚期中西文明接触的历史表明中国面对西方并不自卑,也没有惊慌,中国文明只是在已有农业文明基础上做“加法”
,增加一个工业的或商业的文明而已。
中国人不会走向另外一种例外,一定会面对西方慢慢改造自己,就像过去几百年面对印度佛教改变自己一样。
然而,中西之间的这种文明交流并没有持续下去。
明清易代,打断了中西文明交流。
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满洲人来自周边,这个族群与中原文明接触的时间还很短,在文明的程度上,还处在一个尚待“汉化”
,或者说有待接纳华夏文明,有待“以夏化夷”
。
如果从中国文明过去几千年、几万年不断扩大自己“文明边疆”
的历史看,周边族群不断加盟、内卷,或内化,其实就是认同中国主流文明,放弃非主流文明的过程。
假如不是明清易代突然发生,地处周边的满洲人也一定会和其他周边族群一样,在与中原文明长期交往中内卷、内化,进而加盟。
相对于中原文明,满洲人的文明形态自然落后,而且由于满洲人的人口总数没有办法与中原帝国已有人口总数比,因而满洲人虽然建立了对中原帝国的政治统治,但其内心的恐慌、不自信、不踏实,自然难免。
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后最迫切的问题是完成自己的汉化,是巩固自己一个不太强大的族群对一个庞大帝国的政治统治。
现实的政治压力使满洲政治统治者无法兼及中西之间的文明交流,明代中晚期开始的中西文明交流在清代前中期确实中断了上百年时间,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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