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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中国前途的认识,有一貌似复杂而实则简单的思想转变过程。
大体而言,在1894年6月他上李鸿章书之前,孙中山的思想主张与时代思潮的主流即渐进的改革方案并无根本的差异。
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几十年洋务新政的内在缺陷,但他不仅没有想到推翻清政府,反而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清政府克服危机,重建河山。
他在写给李鸿章的建议中说:“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禁其才,地能禁其利,物能禁其用,货能禁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46孙中山在这里所强调的“本”
与六七年前康有为“变成法”
“通下情”
“慎左右”
的建议相比较,47虽然说不上是理论上的倒退与弱化,但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则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
。
48不过,其内在心情实与康有为无别,都是期望清政府统治者振作起来,继续前进。
然而,由于孙中山的上书选择的实在不是时候,当他携带这份精心起草的文件于1894年6月下旬由上海抵达天津时,正是李鸿章最为繁忙的时候。
是年4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向清政府紧急求援。
身负军事外交重任的李鸿章既担心东学党起义危及朝鲜的现存统治和中朝宗藩关系,更担心列强特别是日本的干涉而不敢冒然派兵去朝鲜。
到了6月初,李鸿章听信袁世凯所谓日本“志在商民,俟无他意”
的错误判断,决意“遣兵代剿”
,遂下令丁汝昌、叶志超等率领军队赴朝鲜。
清王朝的这一举动正中日本的圈套,日本遂借机出兵朝鲜,并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
到了6月下旬,正是中日交涉最为紧要的关头,双方虽然尚未以兵刃相见,但由于利益攸关,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拖至7月下旬,著名的甲午战争终于爆发。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藉咫军务匆忙,拒绝延见”
孙中山这一平民百姓,49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孙中山当年看来则是极其严重的事情。
资料足以表明,他对此次求见李鸿章看得很重,他不仅关闭了他的药房,斩断了退路,而且又通过郑观应、王韬、罗丰禄等那么多知名人士的介绍,这些事实都不能不对他造成强大的精神压力,使他觉得李鸿章对他的冷落使他无颜再见到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机缘的巧合使李鸿章没有接见和提携孙中山,李鸿章的这一失误不仅导致了孙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转变为反对者,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由此被冷落转而变得对清廷的失望,由先前真诚地想帮助清政府克服危机而变为要彻底推翻清廷的革命者。
他不仅不再相信洋务新政可以救中国,即使是康梁的一揽子政治改革方案他也不屑一顾了。
在孙中山的心目中,以后唯一念念不忘的,只是革命,只是以暴力手段去取得政权,重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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