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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
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且同志之人所在多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军界，盖海陆军人腐败贪黩，养成积习，外患既迫，则一败涂地矣。
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50也就是说，中国的未来前途，除了推翻清廷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应该承认，孙中山对中国前途以及革命时机与革命条件的分析并没有错。
中国的未来特别是中国现代化的责任，清廷确或不足以担当和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彻底推翻清廷，建立孙中山理想中的共和政府，或许不失为一种正确的选择。
不过，这一问题实质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推翻清政府的弃旧，一是建立新政权的图新。
关于前者，可以说从清廷在中原的统治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推翻清廷，光复中华的思潮与行为。
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外国列强的步步紧逼，以及清廷的软弱退让，反清思潮也就愈趋激烈。
持续达十余年的太平天国革命，不论它的动机如何，其目的也只是要推翻清王朝，重建新政权。
然而，从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实际情况看，清廷的体制结构以及那些主政者，确实都不是最佳状态和理想选择。
完成一次新的改朝换代不在于是否必要，是否可能，而是愿不愿意去做的问题。
事实上，当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僚权力鼎盛的时候，他们如果想玩弄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更姓易代的把戏，那么他们以自己的实力去取代清廷的“孤儿寡母”
，似乎并不太难。
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去做。
这里不必否认他们具有传统的忠君观念和忠君意识，不过可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对中国未来情势的判断上。
也就是说，当外国列强的压迫日趋严重时，他们是维护既有的权力中心一致对外呢，还是破坏既成的社会结构，另立中心引起内讧呢？毫无疑问，他们出于民族利益的总体考量，义无反顾地支持清廷这一既成的权力中心，而将对清廷体制结构诸方面的种种不满作为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期望清廷重新振作起来，也期望举国一致以清廷为中心而对外。
事实表明，这种善良的愿望并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清廷不仅没有重新振作起来，反而日趋腐败，日趋没落。
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对清廷的失望完全可以理解，他要推翻清廷的想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推翻清廷毕竟仅仅是弃旧，对于如何图新——建立新政权，似乎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想得过于简单了些。
他以为，只要能够“驱逐鞑虏”
，便能够“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
51这正是20世纪中国的通行公式——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最早模式，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的幻想而已。
民国之后的历史足以表明，驱逐鞑虏并不难，难在新的政权结构与模式并不可能建立在一张白纸上，它不仅与传统的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它的每一步都不能不受制于传统的旧体制。
因此，中国的未来发展不可能完全抛弃旧传统，正如孙中山后来认识到的那样，正确的选择可能依然是在新旧之间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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