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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很显然，康有为已相当明白，他所倡导的变法维新，虽然主观目的是为了中国的富强与繁荣，但在客观效果上则无疑是以牺牲满族人特别是满洲贵族的利益为代价。
与康有为不自觉的反满行为与意识明显不同，孙中山在受到李鸿章的冷遇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推翻清政府，恢复汉民族的统治地位。
他在上李鸿章书之后不到半年的时候写道：“中国积弱，非一日矣！
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朦昧无知，鲜能远虑。
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有志之士，能无抚膺！
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愤为雄，无敌于天下。
乃以庸奴误国，涂（荼）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
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诞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
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且扶大厦之将倾。
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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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孙中山对中国现状的分析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中国如果不进行改革，其前途确实不容乐观。
不过，孙中山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判断，也即其革命之必要性的分析，无疑是基于一个假定性的前提，即一方面清政府不足以担当领导中国改革的重任，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存在着根本的不可调和的冲突。
关于前者，他反复强调：“有人以为只要能说服李鸿章等人，使他们相信铁路、电话、欧洲陆军和海军组织等的效用，启发中国人民，并设法把整套文明机器输入中国，那么中国的新生就会开始，这真是和吃人的野兽改用餐具，想藉此把它们改变成素食者同样的荒唐！”
54这虽然足以说明孙中山对李鸿章乃至清廷的失望已达到了极点，但如揆诸情理而分析，清朝统治者的心态至少在此时尚未达到如此的卑鄙与黑暗。
基于此种考虑，孙中山坚信，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不在治其表，而在“满仇之必报，思治其本”
，55于是他对一切欲扶助清政府进行改革的任何企图都坚决反对，置于不容讨论之地位。
他强调：“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
期望当今的中国政府能在时代要求影响下自我革新，并接触欧洲文化，这等于希望农场的一头猪会对农业全神贯注并善于耕作，哪怕这头猪在农场里喂养得很好又能接近它的文明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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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个人信仰，孙中山完全有理由坚持这样观念和行动。
只是我们由此看到，他的革命理论至少在一开始就是基于清政府不可能进行自我革新的假定性前提，而这个假定性前提又是基于清朝统治者与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存在根本性冲突这一假定性前提。
他说：“使中国脱离殖民化的危机，是保卫亚洲的第一步，为了拯救中国，我与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打倒清朝；我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
……不打倒满清，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57显而易见，孙中山对清朝的仇视是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他的假定性前提也是清朝统治者毕竟来自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他们与汉族之间不可能有利益上的一致性。
孙中山的判断固然有其合理意义，但我们也不难由此看到，他的排满革命在本质上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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