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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观念的严重痕迹，有将某一民族的利益作为多民族国家至上利益的思想倾向。
他说过：“大家经常忘记了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不是同义语词。
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级文武职位，都是外国人（指满族统治者）占据着。
……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一开始用欧洲人作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
58由此假设性前提出发，我们看到孙中山在倡导革命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民族复仇主义。
他曾说：“清虏执政于兹三百年矣，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义，吸汉人之膏血，锢汉人之手足，为满奴升迁调补之符。
认贼作父既久，举世皆往其本来，经满政府多方面之摧残笼络，致民间无一毫之反动力，以酿成今日之衰败。
沃野好山，仁人割取，灵苗智种，仁人践蹈，此所以陷入悲境而无如何也。
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进，国皆自主，人尽独立，独我汉种每况愈下，滨于死亡。
丁斯时也，苟非凉血部之动物，安忍坐圈此三等奴隶之狱以与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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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孙中山的排满革命是与满洲人全体为敌。
事实上，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的排满革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当时一些反满宣传的提倡者，其实也是从阶级矛盾的意义上来理解反满斗争的。”
60也就是说，孙中山排满革命的真正目标，只是对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并没有彻底排斥满族人民。
不过，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毕竟是基于一系列的假设性前提，它的后果一方面转移了国人的注意力，模糊了革命斗争的方向，把一切仇恨简单地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实际上是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误区，并没有真正把握住中国问题的关键。
另一方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由于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误区，因而他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无法真正理清中国独立与富强和外部世界的本质关系。
他们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外国列强的对华政策几乎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担心中国沦为完全的殖民地。
这在本质上是排满革命在对外政策上的扩大化。
但是，他们为了完成推翻满清的初步目标，为了建设富强的现代化的共和国家，又无法辨认外国列强的帝国主义本质。
他们提出的“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
61以及“拟驱逐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
，62乃至许诺在排满革命成功之后“一开始用欧洲人作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
等等，63其愿望虽可谓善良与真诚，但果真如此，其结果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已。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排满革命虽然有其合理的意义与价值，但它和我们已经分析的那几点一样，作为19世纪末年的中国政治遗产，它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远非其具体内容本身。
换句话说，20世纪的中国长时期地陷入民族主义误区，既要学习西方，追求中国的现代化，又要反对西方，放置中国的殖民化。
追根溯源，这一心态的积淀与形成，或许与19世纪末年这笔政治遗产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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