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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政府来说，铁路国有政策的最大失误，恐怕不仅仅在于接受了奴役性的外债，将路权出卖，更重要的恐怕在于这样两个方面：一是立宪派和革命派就此找到了共同语言，尽管他们之间依然存在利益上的不一致性，但共同的利害关系将他们暂时结合到了一起，联手反对清政府。
二是以立宪派为主要领导的保路运动倏忽间就席卷了长江中游，一方面引起了清政府的空前恐慌，另一方面也分散了清政府的注意力，为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造成了可乘之机，从而使1911年10月在武昌，“一个只不过是由士兵组成的团体成功地发动一场并无充分准备的革命，清王朝因而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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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辛亥革命的发动和它戏剧性地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说，并不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国内外各种因素互相冲撞的机缘巧合。
如果不是清政府在西太后去世之后采取一系列的愚蠢举动，立宪党人不会那么快地和清政府分手，革命党人可能依然没有武装起义成功的机会，中国社会的发展便也不可能发生那么大的急剧性变化。
正因为革命的基础并不是充分地具备，因此，尽管共和的口号叫得震天响，共和的观念亦深入人心，然而在事实上，辛亥革命的直接后果并不是导致中国立即建立一个牢固而不可动摇的共和国家，而只能在经过一番急剧性的变动之后，逐步退回到社会经济状况所能真正承受的水平上。
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之后的复辟与倒退，或许有着许多复杂的人为因素，但从根本上说，这种种现象只能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在这里依然起着决定性作用。
辛亥革命的主观目的无疑是为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它的崇高理想无疑是要推翻野蛮的专制集权政体，建设民主的共和国家。
然而崇高的理想毕竟代替不了、抵抗不住残酷的现实，中国只能在已有的轨道上继续前进。
辛亥革命的那些志士仁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除了“中华民国”
那块空招牌外，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少根本性改变。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不是不应该发生，而是因为革命志士的觉悟太早了些，人为的力量太大了些。
如果中国按照革命党人所反对的天演的规律持续发展，次序推开，随着中国社会基础的不断发展与改变，中国资产阶级的逐步壮大与成熟，那么，辛亥革命式的社会变动肯定在中国迟早要发生，不过其结局一定要好得多。
因此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倡导者准确地预见到中国将要发生大的政治变动，但对变动后的未来模式的追求毕竟过于完美。
结果，播下了龙种，却收到了跳蚤。
从认识论的立场看，他们显然不明白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
他们真诚地追求完美，历史却无情地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这不仅在哲学的认识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它的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
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步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
207鉴于此，我们除了要做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更要学会容忍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缺陷和不完美，相信这些缺陷和不完美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只是暂时现象，既然历史发展为它们提供了暂时存在的基础和条件，那么，随着基础和条件的改变，它们又有什么理由不退出历史舞台呢？
不过，作为一次巨大政治变革的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达到既定的目标和理想，给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诸多难题和困惑，但由于这次革命在总体上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符合人类的进步潮流，因而，它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依然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它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是中国人最可宝贵的智慧财富和思想资源，永远值得中国人汲取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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