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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袁世凯的这个请求，隆裕皇太后这次倒是有了爽快的答复，很快召集王公大臣会议，明白告诉袁世凯，君主民主，我与皇帝无所容心，并不懂得，袁世凯可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伍廷芳，召集国民大会公决国体。
隆裕皇太后终于作出重大政治让步，然而能否由此挽救时局，拯救朝廷，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
孙中山的到来，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将要建立的消息，终于使清廷内部的强硬派再也硬不起来了。
12月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内阁，报告南方民军坚持共和，请即明降谕旨，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国体。
唐绍仪的报告引起了袁世凯内阁政治危机，内阁当即召开全体会议，以南方坚持共和，和议难以进行为由，议决总辞职。
这当然也是对朝廷迟迟不就君主民主给予明白表态的软性抗议。
第二天（12月28日），袁世凯在御前会议上提出总辞职的请求，朝廷这时感到恐慌了，感到真的离开了袁世凯，可能更加玩不转，于是在诚恳慰留的同时，也爽快批准了袁世凯的建议，责成他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
并命袁世凯将此意迅即电示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伍廷芳，显然是希望民军能够接受这个方案，一起去拟定选举办法，协定施行，并请唐绍仪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以便让清廷度过这次政治危机。
袁世凯内阁代转的清廷电令是当天（12月28日）夜里送达唐绍仪之手的，唐绍仪迅即约定伍廷芳于第二天（12月29日）举行会谈。
会谈伊始，唐绍仪解释了朝廷的意思，表示朝廷已同意南北协商召集国民会议，然后由这个会议去决定未来的国体和政体。
就停战及国民会议或者说临时国会等问题，唐绍仪和伍廷芳进行了讨论。
或许是因为唐绍仪发自内心已经认定即便召集国民大会也必然是通过实行共和的方案，既然要实行共和的方案，就必然要让清帝退位，于是唐绍仪的谈判不是怎样挽救清廷，而是与伍廷芳一起讨论了退位后的清帝待遇以及满蒙回藏之待遇。
而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两人商量了几个会议条件，这些条件不是让这个国民会议去决定中国的未来，而是实际上已先期认定中国必然走上民主共和，于是由此去约束清廷的行动。
这种谈判已经不是双方相互妥协，而只是善后，是清廷必须接受南方革命党人的安排，必须配合行动的善后。
清廷其实已从对等的一方变成屈从的角色，成为一个令人可怜的对象而不再是对手。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心理上的转变，南方革命党人确实不太在意清廷了，甚至也不太在意袁世凯了。
就在唐绍仪与伍廷芳进行第三次会谈的同一天，十七省都督府代表会在南京举行选举临时大总统典礼，每省一票，投票结果是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另外一张票投给了黄兴。
孙中山的当选当然是辛亥年的最大事件，这一下子将南北纠缠不清的问题快刀斩了乱麻，将南方的革命对象一下子变成了第三者，可有可无。
因为十七个省份的独立和投票选举，不管怎么说已使清廷失去了合法性，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黎元洪、黄兴等人先前对袁世凯的承诺。
假如袁世凯不接着做，南北僵持一段时间，或南方找准机会北伐，直捣黄龙；或清廷重新振作，利用剩下来的几个省份，找准机会南征。
总而言之，清廷如果誓不和平退位，中国就将立马陷入南北朝对峙之中，袁世凯的价值就在这非常微妙的环节中。
所以孙中山当选后尚未就职前，立即致电袁世凯进行解释，强调之所以在南方组织临时政府，主要是因为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构，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
我孙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
袁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所以我孙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天下。
孙中山在这份电报结尾，呼吁袁世凯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可望。
241孙中山所曲折表达的意思，就是要袁世凯遵守承诺，早日劝退清帝，那么我孙文还会遵守黎元洪、黄兴等人的承诺，将大总统之位交给你袁世凯。
南北之间的问题由此转换成了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的问题了，清廷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
用孙中山的话说，南北之间继续谈判，已非议和，只是一种善后安排，盖清廷必须完全服从民军，服从南京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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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南方的变化，袁世凯的反应还是慢了半拍。
当他还在落实南北第三次和谈成果，为南北双方撤军进行动员时，南方就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甚至直到12月29日即孙中山电告他当选大总统，不得不勉为其难暂时承乏时，好像袁世凯都还蒙在鼓里，所以他的代表唐绍仪在第二天（30日）依然还和伍廷芳谈谈撤军，谈怎样召集国民会议，在哪里召集国民会议，并拟定了四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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