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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就在这一天（3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清内阁代表唐绍仪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一事，议决由伍廷芳答复唐代表毋庸再开，理由是已经选举了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国民会议已经失去意义。
还是在这一天（12月30日），袁世凯电告唐绍仪，承认第三次议和协议，又电告否认第四次议和会议所议办法。
根据袁世凯的指示，唐绍仪与伍廷芳于12月31日举行第五次议和会议，伍廷芳提议明年1月8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
唐绍仪旋将此意电达袁世凯。
袁世凯接电后，即将内阁所拟国民会议选举法九条电唐，并力主国民会议在北京召开。
唐绍仪接到袁世凯的电报指示后，以为自己与伍廷芳所议条款不被袁世凯内阁认可，而袁世凯要他设法阻止南方选举临时大总统又无法做得到，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于是遂与北方议和代表十三人联名于12月31日致电袁世凯内阁请辞。
袁世凯接到唐绍仪等人的辞职电报后，竟然以唐绍仪职权所限，只以切实讨论为范围，而唐与伍所达成的协议，没有提前与他袁世凯商量，遽行签订，逾越职权，因而准唐绍仪辞职，并电告伍廷芳，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唐绍仪，所以此后南北之间有什么需要商量的事件，就请你伍代表廷芳先生与本大臣袁世凯直接电报联系，以期简捷，冀可早日和平解决南北分歧。
243袁世凯以撤销唐绍仪代表职务为代价，从根本上否认了先前南北所达成的协议，从而使南北和谈突然陷入僵局，濒临破产。
按照过去的说法，袁世凯此时突然变卦，是因为孙中山用南京临时政府和当选大总统的办法堵塞了袁世凯的总统道路，粉碎了袁世凯的总统梦。
这个说法在后来袁世凯因帝制自为被妖魔化之后确实很动人很动听，其实在当时，袁世凯大约还真的不是这样想，而是另有原因在。
这个原因就是清廷还没有退位，他个人还有重大责任，南方的立宪党人也就是赵凤昌、张謇等那些老朋友以及革命党人中的黄兴等人，都还会遵守而且有把握让孙中山遵守革命党人先前的承诺，只要袁世凯将清帝和平退位，大总统还是要移交给袁世凯的。
这既是赵凤昌等人与孙中山达成的妥协与谅解，也是黄兴等人坚持的结果。
据说当孙中山被定为大总统时，黄兴就拿出顾忠琛与廖宇春所订那五条秘密协定，并确认孙中山到时候不会让国内外失望，不会在政治上失信。
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只是一个过渡，“非袁莫属”
是一个国内外公认的定论，不会因孙中山这个偶然因素而改变。
而且说真话，孙中山非常可怜，他只是在这场被规范的戏剧中充当一个白脸的角色，他往后的功能主要是以强硬的姿态去逼清廷就范。
换言之，他的这种强硬其实就是配合着袁世凯的红脸，让袁世凯继续在清廷那里充当好人、忠臣的角色。
所以袁世凯在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大变动中，几乎没有什么道德上的亏欠，不论是他的政治同盟者、追随者，还是他的政治反对派，除了极个别的宗社党之外，几乎一致肯定了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这就是1911年中国大革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情节。
对于袁世凯出任新中国的大总统，孙中山从一开始就这样认为，甚至可以说他最初并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轮到他这个并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老革命家。
244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之后，复杂的中国问题趋于简单，就是孙中山、袁世凯和清廷这个三角关系，假如袁世凯如约逼退了清廷，那么孙中山就会如约将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而怎样让袁世凯顺利而不受伤地逼退清廷，这就是政治智慧。
在孙中山就职第二天（1月2日），袁世凯直接致电伍廷芳，决定再延缓停战期限十五天。
而就在这一天，北洋系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曹锟、张作霖等十五名将领致电袁世凯内阁，发誓要维护君主立宪的原则，坚定不移地反对共和。
对于南京方面不断抛来的橄榄枝，袁世凯始终不愿表态，不置一词，甚至到了1月4日，他依然义正词严致电伍廷芳，指责南方违背了双方达成的谅解，单方面决定了国体政体。
他指出，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业经你伍廷芳和南方确认，现在大家正在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决之政体为断。
现在你们突然在南京宣布成立什么政府，甚至宣布什么驱逐满清政府，这些言辞与举动显然都违背了南北双方先前所达成的共识和谅解。
245应该承认，袁世凯的这些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双方就国民会议等问题已有共识，北方即朝廷并没有就此断然拒绝，现在突然出现了新政府，确实有点让袁世凯恼火，相信袁世凯这通脾气不是装的。
孙中山有段至理名言：世界潮流浩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中国古代圣贤也一再告诫国人：识时务者为俊杰。
从这个视角进行观察，我们应该说袁世凯在辛亥那一年的政治表现还是值得称道的，尽管他没有在武昌起义之后迅即迎合共和投奔革命，尽管他在那之后两个多月中一直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但他确实坚守了做人的原则，受命于危难之中，确实想救大清王朝于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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