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畅想小说网】地址：http://www.cxtra.net
这样，不仅使总统与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主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而且势必引发人们对国体问题的重新思考。
也就是说，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共和国的总统可以实行终身制，并有权指定继承人，那么，这与帝制有什么区别？辛亥革命究竟是否一定必要呢？
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之后，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一直存在复辟的企图，毕竟废帝溥仪一直在皇宫中称孤道寡，延用清廷体制，而且在社会层面一直存在着极强大的复辟势力，既有康有为等文人为之鼓吹，又有“辫帅”
张勋之流随时侍机而动。
当袁世凯与孙中山等人合作的那段时间，复辟势力稍有收敛，但当“二次革命”
之后，孙、袁彻底闹翻时，袁世凯实际上便面临来自革命党和复辟势力的双重夹攻。
他一方面通过加强个人的权力来抵制革命党人的威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和复辟势力相周旋，以制止清王朝复辟阴谋的得逞。
到了1914年下半年，清室复辟的谣传越来越盛，袁世凯在下令内务部“查照办理”
，杀一儆百的同时，公开发表声明，反对复辟邪说。
他强调：“此等狂瞽之谈，度倡言者不过谬托清流，好为议论，其于世界大事如何，国民心理奚若，本未计及，遑顾其它。
岂知现当国基未固、人心未靖之时，似兹谬说流传，乱党将益肆浮言，匪徒且因以煽惑，万一蹈暇抵隙，变生意外，势必妨碍国家者，倾覆清室。
不特为民国之公敌，且为清室之罪人。
惟本大总统与人以诚，不忍遽为诛心之论，除既往不究外，用特布告中外，咸与闻知。
须知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
嗣后如有造作谣言，或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
279很显然，袁世凯至少此时并不赞成帝制复辟，依然主张在中华民国的基本框架内去解决已发生的所有问题。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一既定的原则坚持下去，他不仅没有有效地制止在此后出现的帝制复辟的议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他的纵容与默许，才使得本不容有讨论之余地的“国体”
问题再次成为中外舆论的热点，并最终导致由一般学理的探讨而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一念之差铸成千古之罪。
1915年初，袁克定偕杨度约请梁启超谈话，“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梁启超）赞同之意”
。
280此为帝制复辟思潮的最初萌生。
不久，这一思潮则泛滥于京城内外。
袁世凯对此并没有如前所表示的那样严加禁止，反而因“学术自由”
为由听之任之。
确实，现代社会的学术自由，当然包括就某种政治问题进行自由讨论，对君主与共和制之优劣长短的学术研究固然也应在可以讨论之列。
但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学理的探讨与政治的运作未易截然分开，允许学理的探讨则势必容易导致政治秩序的混乱。
就古德诺、杨度以及筹安会诸公的心态来说，他们的帝制主张诚然有为中国未来政治设计规划的企图。
然由于身份的局限性，他们的主张本身毕竟带有浓厚的学理性质，只是这种学理一旦与政治人物尤其是政治主导者的思想相吻合，便极容易地进入政治运作阶段。
而政治运作与学理毕竟是两码事，学理研究所获得的真知并不容易被政治运作全面吸收，政治运作往往受制于现实诸因素，只能截取学理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故而政治发展的实际结果往往可能与其所依据的学理相差甚远，有时甚至走向反面。
这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悲剧所在只是未免过于看重“经世致用”
的传统和政治参与意识，天真地以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完全取决于学理的探讨，往往不自觉地以“王者师”
自居，期望统治者尽快采纳自己的学理，而不愿将学理与现实政治之间保留一适当的距离；这对中国的某些统治者来说，政治智慧与哲学智慧真正能完美结合的毕竟为数太少，他们往往困惑于现实问题迟迟不能根本解决，而有一种急不可耐的智慧饥渴。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