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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旦他们发现某种学理可能解决现实问题时，便很难保持一种冷静的、谨慎的拣择态度，无法顾及这种学理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更不要说全面地把握这种学理的精神实质了。
由此反观辛亥后帝制复辟思潮与帝制复辟实践，我们便不难发现学理的研究与政治运作之间并没有真正打通。
易言之，帝制复辟政治实践的理论根据是古德诺、杨度等人的基本观点，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真实状况并不是古、杨的理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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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传统的评论所指出的那样，古德诺在袁世凯帝制复辟的过程中起过恶劣的作用，正是他所发表的一系列鼓吹、赞美帝制的文章，使帝制复辟思潮达到了空前的状态，为此后的帝制复辟实践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根据。
但是，传统的评论无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古德诺在论证哪一种制度最合乎中国国情时，出于中国应当尽快建立“稳固强硬之政府”
的目的，确曾认为中国“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
“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盖中国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
。
不过，他在论述中国是否应当由共和政体改为君主政体时，并没有草率地主张中国应当立即将共和政体改为君主政体，而是相当谨慎地提出中国如欲将共和政体改为君主政体，必须满足诸种条件。
他说：“虽然，由共和改为君主，而欲得良好之结果者，则下列之要件，阙一不可”
：一是“此种改革，不可引起国民及列强之反对”
；二是君主继承之法律，必须有明确的规定，且“君主之继承，不可听君主之自择”
；三是“如政府不预为计画，以求立宪政治之发达，则虽由共和变为君主，亦未能有永久之利益。
盖中国如欲于列强之间处其相当之地位，必其人民爱国之心日渐发达，而后政府日渐强固，有以抗外侮而有余。
然苟非中国人民得与闻政事，则爱国心必无从发达；政府无人民热诚之赞助，亦必无强固之力量。
而人民所以能赞助政府者，必先自觉于政治中占一部分，而后乃能尽其能力。
故为政府者，必使人民知政府为造福人民之机关，使人民知其得监督政府之动作，而后能大有为也”
。
282古氏强调，上述条件皆为中国改用君主制必不可少的，他只是从学理上提供了这些方案，至于中国是否具备这些条件，则不在他的思考范围，而由周知中国情形、并以中国之进步为己任的中国统治者“自决耳”
。
如果仅就理论而言，很难说古氏的分析过于偏离中国的国情。
问题在于，袁世凯在对这种学理加以运用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古氏所提出的警告，无视古氏理论的前提，而仅仅截取了其结论。
至于杨度于筹安会的主张和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关系也存在类似情况，因为杨度等人所强调的，只是从学理的角度探讨共和与君主两种制度孰于中国为宜，“至于实际进行之方法，皆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本会所绝不议及者也”
。
283至少在主观目的上，是期望统治者进行审慎地选择而后定。
当然，他们一再地请愿及呼吁，也不能不对政治运作构成直接的影响力。
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无疑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智慧之最严峻的考验。
可惜，袁世凯由于帝王意识太浓，没有真正把握中国国情和政治时机，更由于一些无耻之徒的蒙骗，使他没有经得起这次考验，冒然同意将帝制复辟由学理转化为政治实践，从而将中国导入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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