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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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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学术界的通行理解，五四运动有广、狭之分。
狭义的五四运动指1919年因山东问题而引发的爱国热潮，以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大游行、火烧赵家楼及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为标志；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指1919年前后长达十余年的新文化运动，其内涵与外延都相当广泛，前后期的变化也相当复杂和明显。
但不论广义的五四运动还是狭义的五四运动，它们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狭义的五四运动即使没有山东问题的引发，也迟早或以其他借口而爆发；广义的五四运动即使因某种原因而推迟，但它迟早也会以某种其他形式而发生。
因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学术流变的内在规律在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五四运动的爆发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世纪初中国人精神迷惘与探索的继续和发展。
易言之，五四运动虽直接启导于山东问题，但其思想背景却是世纪初中国人的精神迷失与困惑。
20世纪的最初几年，清政府鉴于镇压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事的维新运动之后的停滞状况，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所带来的血的教训，又一次深切感到帝国统治的普遍危机。
于是，清政府于1901年初当两宫尚在西安流亡之际便匆忙地宣布预约变法，以期以新政消弭国内人民的反抗，以变革的姿态来换取列强的重新信任。
从后来新政的实际举措看，清政府虽然竭力贬低与排斥康梁的变法路线，但从思想本源来说，毕竟真正第一次认同了康梁的危机意识。
平心而论，清政府对待这次新政的态度是积极而真诚的，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改革措施，诸如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订刑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兴办学堂、废除科举以及准许满汉通婚、劝谕妇女放足，等等。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清政府的这次新政终于失败，到了1905年，实际上已难以再继续进行下去。
正如是年7月的一份上谕所说：“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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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者不力固然是新政失败的原因之一，但决不是根本原因。
事实上，此次新政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它不仅没有引起举国上下的一致兴趣，君民齐心，共渡时艰，反而引起一些汉族士大夫对清政府的厌恶以及对满族人的仇视。
这些士大夫普遍相信，维新志士的血迹未干，刽子手怎么可能自动变法呢？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唯一出路是革命，是将满族人建立的异族政权彻底推翻，然后另起炉灶，重建中国。
用章太炎的话说：“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
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
非种不去，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
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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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这种激进政治主张不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因为当时尚有另外一些汉族士大夫对清政府的新政寄予无限期望，幻想清政府能汲取戊戌的教训，通过君主立宪为中国的未来开辟一条生路。
但章太炎以及他的同志对满族人的不信任无疑促进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加重了清政府新政的难度，也使中国人在世纪初陷入严重的精神困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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