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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清政府以及同情清政府的士大夫，几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尽快确立立宪政体，以政治体制的实质性变革取信于民，换取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支持。
否则，“国民之中，主张激烈之革命论者，日益蔓延”
。
291于是，君主立宪的呼声日高一日。
1904年5月，张謇替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广总督魏光焘代撰了《拟请立宪奏稿》，随后又致信直隶总督袁世凯，希望袁能效法日本伊藤博文，利用在清廷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督促清廷早日立宪。
他说：“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
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
292与此同时，清政府驻法国公使孙宝琦也以变更国体为请，他强调：“近年中国民志大开，凡有血气者，无不痛国势之衰微，愤外侮之凭陵，昌言改革，莫之能遏。
宝琦窃维倡论自下，恐为自上祸之阶，决之上，乃为政治之本。”
他恳请清廷认清形势，当即立断，“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固结民心，保存邦本。”
293借用一段形象的文字说，1904年的中国，“通国上下望立宪政体之成立，已有万流奔注，不趋于海不止之势。
失此不图，则泛滥为患，祸且甚于古昔之洪水也夫！
一转移间，利害若此，谋国是者，奈何不急起而为之所也！”
294似乎不立宪中国必亡，只有立宪才是解救中国的唯一出路。
立宪的呼声与行动在20世纪初年甚嚣尘上，确实热闹了一阵子。
但事实表明，既得利益者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放弃权力。
当君主的权力可以超越法律之外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必将借助于君主的权力为维护自身的利益服务。
到了这个时候，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给君主专制披上一件合法的政治外衣，从而使君主专制集团对任何反抗与不满都能从容不迫地对付之。
当1911年5月皇族内阁终于出台的时候，立宪派的大部分人虽然极度失望，但清廷这时已再也不顾及他们的情绪了。
下面的这份文件便可说明清廷当权者此时的心态：“都察院代奏，直省谘议局议员呈请另行组织内阁一摺。
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
值兹预备立宪之时，凡我君民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乃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
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秉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
钦此。”
295
君主立宪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这一主张既反映了世纪初中国人精神的迷惘与困惑，实际上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理论上的误区。
它不仅挽救不了清廷灭亡的命运，而且给此后的中国历史发展带来深远而又恶劣的影响。
当君主立宪运动紧锣密鼓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相信这一主张。
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党人从根本上蔑视清政府的立宪运动，而坚持以武装斗争的手段，彻底推翻清政府，“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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