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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心目中，遥远而神秘的中国是最理想、最完美的贤明政治，道德高尚，文化发达，足以作为欧洲人的楷模。
然而，这种情况在中国人方面则导致了另外一种结果，中国人在与西方人的接触过程中，囿于传统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确曾有过为时并不太长的自我满足。
但当中国人冷静地反省中西社会与文化的差异时，突然发现欧洲人在某些方面要比中国先进得多。
特别是经过鸦片战争等实力交锋之后，学习西方文化的某些方面已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
学习西方、赶上西方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与失败，中国人始终并没有放弃过这种选择。
不过，正是这种挫折与失败，引发了国人的自我怀疑情绪，觉得中国之所以不能赶上西方，除了某些外在的因素外，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旧的秩序密切相关。
我们看到，五四的选择正是这种怀疑情绪的恶性膨胀，它使国人对中国旧的秩序与文化传统的怀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五四新人为了启发国人的觉悟，竭力批判中国的旧道德，以为正是中国的旧道德铸就了国民的劣根性，造成了国民的蒙昧主义，使中国迟迟不得翻身和进步。
因而，中国欲求进步与发展，便不能不彻底废除旧道德，建立新道德，使国民在价值取向上与现代社会相合。
陈独秀说：“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产生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
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
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
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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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从经济关系探讨道德观念转变的必然性，自然要比鸦片战争以来国人的自我怀疑要深刻得多。
正因为如此，五四对传统秩序的破坏也要严重得多，它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使秩序危机达到近代以来空前的程度。
但是，当我们冷静反省当年的情况，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五四对旧秩序的破坏具有相当的负面效应，其理论本身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伦理观念的变迁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某一特定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必然产生与之相应的伦理观念。
当中国社会经济尚未达到陈独秀所期望的“现代”
标准时，理论观念的提前转变势必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失范。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不是中国旧有的观念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滞后于意识形态的变迁。
换言之，包括五四在内的近代国人在精神上的追求远远超过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遂使意识形态不是为社会的稳定与有序服务，而是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失范。
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失范，在某种情况下有助于养成人们的竞争意识，客观上或许有助于地区经济的增长与繁荣。
人们出于基本的生存需要，不得不在激烈的竞争中完善自身，适应环境。
但在更多的情况下，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不仅有赖于能否赢得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而且取决于社会内部全体成员能否携手一致，齐心合力，建立与健全一个长期持续稳定的内部机制。
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中国问题迟迟得不到根本解决，中国传统社会迟迟没有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化，除去种种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外，恐怕社会内部秩序的混乱，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无法则的相互冲突、社会公众信仰的多元化与多变性等，未始不是根本原因之一。
五四新人并不是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破坏旧秩序的同时，确曾思考过如何重建新秩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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