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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对民主科学、法兰西文明的呼唤，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吴虞对墨家精神仰慕，胡适对实用主义的偏爱等，无不可视为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步骤。
他们一方面排斥旧秩序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也渴望以新的时代精神重建新的社会秩序。
陈独秀说：“夫道德之所由起，起于二人以上相互之际，与宗教法律，同为维持群治之具。”
304丝毫没有否认道德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效用。
不过问题在于，五四对中国的社会秩序毕竟建设太少，破坏太大。
一方面，五四新人精神追求的多元化使国人无所适从，使近代以来国人的信仰危机到达无以复加的程度。
“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
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地说‘虚君恭贺’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
305于此不难想见国人信仰到了何等混乱的状况。
另一方面，五四新人所提出的道德标准和精神追求，远远脱离中国的社会实际，因而在新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实际效用未免大大减低。
如陈独秀期望国人建立“自主的而非奴隶”
的人格，称“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谓也。
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
决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力，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
306不要说这种主张能否真正实现，即或真的实现了，那又将是怎样一种状况还难想象吗？胡适赞成娜拉离家出走，然而鲁迅则反问道，娜拉出走之后怎样？不是回到旧规范的怀抱，便是像子君那样悲惨地死去，活着进入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上的某种花瓶。
简言之，五四的精神追求虽好，但它毕竟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实际条件和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因而对社会秩序的重建与稳定并没有获得倡导者预想的效果。
从总体上说，五四的选择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环节。
但它依然患有近代国人操之过急的浮躁心理，无视社会秩序和谐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
他们渴望一夜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愿在有序的环境里为民族复兴做艰苦细致的长期努力。
五四之后中国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差不多都可以从这里寻找到思想渊源。
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已充分表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秩序，任何浮躁的空喊都无济于事。
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稳定并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全体社会成员不仅应建立起社会秩序的共识，而且要有一种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勇气。
当民族利益需要的时候，社会成员不是信奉“自陈好恶”
“自崇所信”
的自我中心主义，而应确立一种为民族利益牺牲个人的献身精神，将个人的作为纳入秩序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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