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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席团在天安门前开露天大会决定游行程序时，只说先到总统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办曹、陆、章三卖国贼，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等公使馆，表示国民外交的声势，并没有决议到曹、陆、章等住宅去的，但当游行队伍经过东交民巷以后，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
在群情激愤的时候，这响亮的口号得到了群众一致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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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群情激愤达到难以克制的程度，任何理性的原则都抛诸脑后，即使有个别清醒者欲阻止这种行动，也往往不得要领而失败。
“大队在东交民巷被阻，自一点半钟起至三点半钟止，足足停立了两个钟头之久。
最后就有大家决定改道向曹汝霖家里走去。
这时候负总指挥的责任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
大队经过东长安街往赵家楼的时候，沿途都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章宗祥、卖国贼陆某、徐某、段某和其他骂政府的话。
这时候群众的各个分子都没有个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样唱着，同样走着。”
324在失去个性存在的人群中，一切**、一切意识、一切行为都化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
到了这种时候，运动的实际进程不但运动的领导者无法把握，所有人也不知道往后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到了这个时候，学生运动的领袖已无能为力，往后的发展只能听凭感觉。
而感觉当此情绪异常激动之时往往是不准确的，因而事情的结局便极可能与运动的发起者的主观愿望相反。
“学生既在使馆界口鹄立两个小时之久，而市民之加入者亦甚众，当时群众义愤填膺，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
于是议定先寻曹氏，次寻章、陆。
曹所住之赵家楼在石大人胡同内某小胡同，距石大人胡同东口约有二里之遥，群众入彼口时即放声呐喊杀骂国贼曹汝霖，声震天地，居民皆立门首以观。
及抵曹氏宅附近，见有某姓小洋房，误以为曹宅，群众白旗掷其屋上，既而警吏某亟白其冤谓：离此不远有宽敞之大绿门乃真曹氏之宅也。”
325以如此盲动的举止，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
据当事人后来回忆：“当到曹宅前面的时候，大多数学生都从墙外把所持的旗帜抛入墙内，正预备着散队回校时，而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着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
……跳进去的几个同学从内面把那紧闭重锁的后门打开。
后门打开之后，如鲫如鳞的群众就一拥而入。
对着后门立着的一块木屏，被一个人猛力地踢倒在地，发出轰然一声。
……因为他们到处搜不出那确实被大家证明在内开会未曾逃出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只得烧了他们借以从容商量作恶的巢穴，以泄一时的忿怒。
……忽然在东院房间的木桶里走一个身着西装面像日本人的人，被一个同学赶上去用一根旗杆劈头一击，那人就倒身在地佯作身死，于是动手打他的人就往后走出，而一时‘曹汝霖已经被大家打死了’的喊声就传遍了内外，胆怯的学生就乘机回校避祸去了。
……哪里知道那佯作身死的人已乘机逃到外面一间皮蛋店里去躲藏好了。
后来却被另一批搜寻曹、章的人在一间皮蛋店里面的一间黑屋的**又把曾经被打装死的人搜寻出来，大家就拉住他的两只脚从那间黑暗屋里倒着拖到皮蛋店的门口，同声问他是什么人，他总是绝对地不作声，大家耐不过，就各用那手中所持长不满尺的小旗杆向他的面孔上横打乱敲，而那些手中没有武器的学生就只得权借皮蛋作武器向被打的人的头上打中几十百把个皮蛋，于是死不作声的被打的头上只见满面的鲜血和那塞满了耳目口鼻的皮蛋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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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泄一时之愤，痛快则固然痛快，但它不仅无助于爱国运动，而且极容易转移社会的注意力和舆论的焦点，到头来吃亏的还只是学生自己。
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还不仅仅在于学生被逮捕，而实际上对此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消极影响，至少使刚刚有些起色的文化繁荣又一度衰歇，使中国的政治黑暗更加日甚一日。
或许正如鲁迅所揭示的那样：“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险。
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地到欧美留学去了。
《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
……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〇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327这难道不令人感到惋惜吗？
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否认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爱国举动，只是在9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反省一下怎样爱国才能更经济、更可靠、更有效，青年学生的责任与历史使命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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