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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孔子的学说，只因禁止批评，所以变成一种锢蔽思想的枷锁”
。
343任何一种学说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前提下，更应该有一种多元开放的宽容心态，尤其应当容忍与自己的学说意见相左者。
五四启蒙者的正确认识并没有导致正确的行动，他们面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旧文化，没有丝毫的宽容精神，既无视旧文化得以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又武断而不容商量地主张彻底抛弃旧文化。
1917年4月9日，胡适就其《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致信陈独秀说：“（文学改良）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
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
讨论既熟，是非自明。
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这种态度应该说是合乎现代理性精神的。
而陈独秀的回答竟然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意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
白话文学的价值是非如陈独秀所自信的那样，姑且勿论。
而陈独秀的这种态度，本身便很难说是合乎现代理性的科学与民主。
实在说来，五四启蒙者虽然在主观上追求民主与科学，期望以理性精神改造中国，但由于他们普遍怀抱有救世主的“启蒙心态”
，因而在客观效果上，往往可能是假借科学与民主的名义而行一种新的文化独裁之实，五四之后的中国历史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知识分子层面建立的启蒙心态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无限好处，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根基真正第一次发生动摇，但由于启蒙者无意识地承继了中国知识分子“唯我独尊”
“真理只在我手”
的思想传统，缺乏现代社会更加需要的容忍精神，因而其负面效应绝不应当低估。
正如杜维明所指出的那样：“今天，面向21世纪，启蒙心态的弊端有目共睹。
我们除了要忍耐救亡的迫切感以平常心来进行启蒙的补课，还得从根源处对现代西方文明作全面而深入的反思。
以此为背景，发掘传统资源不只是民族再生的课题，也是人类自救的当务之急。
启蒙心态（特别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为一切生灵所带来的危机要靠世界各地的精神文明来化解，基督教、回教、佛教、犹太教、兴都教、道教乃至巫教、神道，和民建宗教既然都有传统资源可以提供，儒家的人文精神当然也有滋养现代心灵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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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要彻底否定五四启蒙精神，而是期望中国知识分子在淡化政治参与意识的同时，适当淡化一下启蒙心态，而以现代理性为指导，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开放心灵。
既敢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成就，也敢正视西方文化的弱点；既敢批判中国旧文化与现实生活不合的消极成分，也勇于继承、利用中国旧文化中合理性的因素和要素。
总之，以容忍的态度面对人生，面对世界，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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