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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新青年》尽管避免和政治势力作直接冲突，而以引进西方文化，促进国民性的改造为其根本任务。
可惜，这种情况并未能持续很久，一方面，文化的革新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废问题，这不能不引起守旧势力的反对。
“当时安福政权的护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脑筋是徐树铮。
徐树铮是林纾的学生，颇自居于‘卫道君子’之流。”
而另一方面，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同仁虽然暂时不愿和政治势力作直接冲突，但在思想深处他们实在对政治有着无限的深情，一旦时机适宜，他们便会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政治斗争。
“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很注意政治的问题。
蔡元培先生也是关心政治的改善的。
这种政治兴趣的爆发是在欧战终了（民国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停战的电报传出之夜，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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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激和狂热固然可以逞一时之快，但它给后世中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极其沉痛的。
而这两种偏向本身似乎也不合乎他们所倡导的理性精神和科学与民主。
在现代社会，政治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在一定程度上说，现代社会的公民不可能没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原则。
只是这种倾向和原则要运用的适度，要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通过民主的程序甲乙实现和完成。
“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
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路线。
扔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社会进步起来，使中国不再受欺侮受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的更好一些……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利’——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
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
340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号称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即使没受到1919年之后的政治热情的冲击，也注定它不可能坚持十年、二十年，真正在思想文化上为中国政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五四启蒙者后来的行为背离了他们的初衷，这既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又是五四启蒙运动夭折的根本原因。
这一结局之所以如此，除了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政治热情的文化传统外，似乎还有五四启蒙者的心态以及内在理路上的原因。
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五四启蒙者的道路选择是不破不立，他们虽然以多元开放的文化心灵面对西方文化，呼唤民主与科学，但他们的骨子里对中国的旧文化旧道德充满了没有丝毫缓和余地的仇恨。
他们一方面批评学术上的独尊一家、好同恶异，导致专制、黑暗的恶果；另一方面则竭力排斥和自己学术见解、政治见解不同者，企图以新的文化独裁代替旧的文化独裁。
陈独秀说：“学术与发展，固有分析与综合二种方向，互嬗递变，以赴进化之途。
此二种方向，前者多属于科学方面，后者属于哲学方面，皆得谓之进步，不得以孰为进步孰为退步也。
此综合的发展，乃综合众学以成一家之言；与学术思想之统一，决非一物。
所谓学术思想之统一者，乃黜百家而独尊一说，如中国汉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欧洲中世纪独扬宗教遏抑学术，是也。
易词言之，即独尊一家言，视为文明之中心，视为文化之结晶体，视为天经地义，视为国粹，视为国是；有与之立异者，即目为异端邪说，即目为非圣无法，即目为破坏学术思想之统一，即目为混乱矛盾庞杂纠纷，即目为国是之丧失，即目为精神界之破产，即目为人心迷乱。
此种学术思想之统一，其为恶异好同之专制，其为学术思想自由发展之障碍，乃现代稍有常识者之公言，非余一人独得之见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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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批判，其立论无疑是正确的，它不仅击中了旧思想营垒的要害，而且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学术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只能通过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和争辩才能实现，“思想、言论、出版三者，为精神之生命；三大自由，为精神生命之保护物，世界文化进步，即在于此”
。
342“从来一种思想，决非压抑的力量所能打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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