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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然而遗憾的是，闹腾了几年，民国除了剩下一块空招牌之外，民主、自由依然与中国人无缘。
痛定思痛。
按理说这时的中国人应该很好地反省一下民主政治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实现的根本原因，而不应该一口咬定中国一定要实现民主政治。
可惜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五四青年并没有这样想，他们按照自己惯有的思维方式，认为民主政治之所以没有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而确立，那不是中国不具备民主政治的实现条件，而是袁世凯等极少数守旧人物存心破坏。
陈独秀说：“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帝制，而得专制，诸共和先进国非无其例，何独以此归罪于吾国之共和耶？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实现，往往复反专制或帝国之理由，乃因社会之惰力，阻碍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
其阻力最强者，莫如守旧之武人（例如中国洋派军人张勋等），及学者（例如中国保守党人康有为等）。
其反动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尤甚，此亦自然之势也。
然此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久必然消灭，胜利之冠，终加诸改革者之头上；此中外古今一切革新历史经过之惯例，不独共和如斯也。
平情论事，倘局视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于阻碍改革者之武人学者是诛，而归罪于谋改革者之酿乱，则天壤间尚有是非曲直之可言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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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识不独陈独秀一人，五四一代基本上都反对保皇派关于中国国民不具备实现民主的素质的观点，而强调民主政治之所以艰难不得实现，主要在于守旧势力的破坏和多数国民的不觉悟。
李大钊说：“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
而专制之政与君主之制，如鱼与水，如胶与漆，固结不解，形影相依。
今犹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抗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也。”
350似乎只要彻底翦除“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
，民主政治就有可能在中国得以实现。
五四一代对民主政治的热情与渴望无可非议。
民主政治虽不是人类最好的制度，但它毕竟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所发现最不坏的制度。
因此，在一定历史阶段，民主政治确实值得中国人去追求，也值得中国人为之而献身。
不过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五四一代思想家在分析民主政治何以在中国不能成为现实的时候，未免太过于看重人为的因素，而相对忽略了从社会经济结构中去寻求民主政治得以产生、发展的根源，没有能从经济生活中揭示出民主政治在中国发展的根本障碍。
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一代思想家的思考甚至不及他们的对手——保皇党、复辟分子——来得深刻。
辛亥革命的复辟势力，均不满意暴力革命所产生的直接政治后果，他们对暴力革命、共和政体的指责，从政治上说无疑是落后的，但他们基于社会现实、经济状况以及中国文化传统所作的分析，则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并非全无道理。
他们普遍认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所产生的混乱状况已远过于晚清，“国愈纷而无力统一，国愈贫而无术理财，政府无权不能行治，旧制尽扫而乱状日出”
，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承数千年之帝制，本不知共和之情状”
“中国不适于共和也”
。
根据康有为的分析，中国不适于共和民主政体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以地大民多，为不宜也。”
依照共和民权始祖卢梭的本意，共和之制可在二万人之国行之，今中国有四万万人，“得毋有不同耶？得毋有不可行者乎？”
“一以民习于专制太久，而不能骤改也”
“一以旧教伦理太深，而不能骤弃也”
。
总之，“今若人人知以救中国为最要之图，则国重而民轻矣，先于为国而后于为民矣，重于为国而轻于为民矣。
若然，则凡可以救中国之方药，无美善，惟救国是宜，则牺牲其一切之良方、一切之良药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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