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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国民之公私轻重,凡有损于救中国之术,则舍弃人民之所快意者,舍弃人民之所习恋者,舍弃人民之所自由而必当为之矣。
若能如是乎,中国犹有望也”
。
351不难看出,康有为对中国未来出路的选择,并非以感情用事无限眷恋传统帝制,而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现实分析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切体验。
在对现实的分析时,康有为认为,民主政治或许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或许应该成为中国人的追求目标。
他说:“今共和告成矣,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轨,忍心趋同矣。
然或以为共和已得,大功告成,国利民福,即可自致,则未然也。
吾所深虑却顾者,以共和虽美,民治虽正,而中国数千年未之行之,四万万人士未之知之,众瞽论日,冥行 埴,吾虑其错行而颠坠也。
夫使当中国一统之时,稍有错误,民少受害耳,于国无关也。
今何时乎?乃万国竞争之日,列强群迫之时,而骤行人人所未经之涂,人人所未闻之事,此吾所深忧却顾,俯仰彷徨而不能自已也。”
352换言之,康有为对民主政治的忧虑不在于对民主政治理想的根本怀疑,而在于对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所导致的现实后果。
对辛亥革命之后号称民主政治的现实状况的观察,康有为的见解了无新意,他所描述的那些现象也是后来五四一代思想家所能同意的。
他说:“今共和数月矣,所闻于耳、触于目者,悍将骄兵之日变也,都督分府之日争也,士农工商之失也,小民之流离饿毙也,纲纪尽废,法典皆无,长吏豪猾、土匪强盗,各自横行,相望成风,搜括则择肥搏噬,仇害则焚杀盈村,暗杀则伏血载途,明乱则连城阵战,抢掠于白昼,勒赎于大都,胁击于公会,骚扰于城市,以至私抽赋税,妄刑无辜,兵变相望,叛立日闻,莫之过问也。
烽火一惊,民逃无所,但观京津之变,损失愈万万矣。
武昌、南京,更迭告变,若江西、贵州、四川、福建、陕西、新疆、山东之争乱,更无已时矣。
各省皆是,粤、黔最甚,士夫豪富,走之上海,避匿租界,而上海租界达官某某,亦无免焉。
炸弹日鸣于社会,手枪公行于朝堂,争地鏖兵,风尘遍地,政府隐忍而痴聋,大官畏缩而被胁,四万万人无所控诉,妇弱惟转沟壑,状者只行劫盗,土田不耕,廛肆皆闭,杼轴既空,租税无入,于是各省拥兵,而仰食于政府,日腾呼号之函电,政府仰屋而乞食于外人,甘受监理之胁章也。
……嗟乎!
号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号为自由,而实自死自亡;号为爱国,而实卖国灭国。”
353现实状况如此不景气,不能不使人从根本上怀疑民主政治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
在对中国传统进行分析时,康有为一班保守者普遍认为民主政治不合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勉强推行,有可能招致混乱不已的严重后果。
劳乃宣说:“夫纲常名教,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也。
有之则人,无之则兽;崇之则治,蔑之则乱。
六朝薄名教,乱者百余年;五代轻纲常,乱者数十年。
今者邪说流行,堤防尽决,三纲沦,九法坏,千圣百祖相传之遗教,扫除破坏,**然无复几希之存,过于六朝五代远甚,则其乱之甚且久,必过六朝五代无疑。
吾恐非百余年数十年所能止也。”
354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虽不能证明劳乃宣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然冷静想来劳氏的见解也并非全无道理的迂腐之谈。
按照康有为一班人的理解,民主共和也罢,君主立宪也好,中国人的理想追求和未来设计都不应脱离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中国人千百年来几乎一成不变的农业耕作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中国不可一日无君”
,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艰难性。
在传统社会条件不发生根本转变的条件下,绝大多数中国人渴望的不是建立一个无君的社会,而是寄希望于一个开明君主的开明专制。
这样,政府既有整合社会的权威,人民也较容易获得真正的自由,并受到政府强有力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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