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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如此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
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
引发“二次革命”
，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
然而，宋教仁血案给孙中山提供了一个口实和理由，使民国政治方向特别是孙中山的政治方向在这里发生根本变化。
孙中山不再相信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不再相信他和国民党有办法在议会中通过和平的方式重新夺取权力，于是借宋教仁案向袁世凯公开发难，以武装起义去推翻一个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
从此，民国政治扰攘不宁，孙中山的政治信誉，国民党的政治信誉，都在这个过程中严重受损。
我们现在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孙中山在民国元年那样赞美袁世凯，现在突然翻脸，借机发难，誓不两立。
宋教仁案确实在国民党在革命党阵营中引起巨大反响，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主张借着这个机会起兵反袁。
孙中山为什么一意孤行如此执着？这里面是否还有我们不太知道，而且孙中山也不愿明言或者不便明言的心曲呢？
其实，如果仔细排比民国元年相关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孙中山离开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位置真的不是自愿，更不存在让位。
因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达成了一项谅解，即由于清廷内部的守旧派根本不愿让步，所以应该在南方成立一个革命性的政府，用过激变革促动清廷让步，因此由立宪党人支持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就用了一个比较委婉的概念——“临时政府”
——刻意强调其“临时性”
。
说起来比较尴尬，但也必须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只是立宪党人大牌局中的一颗棋子，革命党人特别是孙中山由于自身力量不足，也乐于充当这样的棋子。
然而到了后来，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越做越像，孙中山也确实想到不让位，想到北伐，或者南北分治。
孙中山在这个过程中有过一些外交活动，期待通过外交，使南京临时政府成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合法政府。
然而，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力量根本无法与立宪党人相抗衡。
南京临时政府所谓财政困难，所谓政令不出南京城，说到底都是立宪党人在其间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们知道，立宪党人均来自有产阶级，有的人即便做不到富可敌国，但养活孙中山主持的临时政府，应该不费力气。
事实上，南京临时政府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获得成立，不论在人才配置，还是财政来源，都是立宪党人出的力。
然而我们后来看到的事实是，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陷入财政困难，孙中山的汽车没有油开不动，孙中山晚上在总统府里与工作人员黑灯瞎火聊天。
我们过去不太明白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我们总是在道德层面赞美孙中山简朴、平易近人。
其实如果仔细考究，就会发现是立宪党人紧缩了临时政府的财政。
立宪党人只是要用革命党人去冲击一下清廷内部的守旧派，立宪党人真正看好的领导人就是北方的袁世凯。
所以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清廷内部矛盾激化，顽固守旧势力受到削弱，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价值受到了极大影响，怎样终结南京临时政府，让袁世凯重新构建一个新政府，就提到了立宪党人的政治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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