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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最早的中国文化史著述虽是出自日人之手，它们对于国人著述不乏借鉴的作用，但如1903年出版的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和1926年出版的高桑驹吉的《中国文化史》，其有意歪曲历史和贬损中国文化，也是人所共见的。
因此，编纂中国文化史，给国人以正确的民族文化教育，以振奋民族精神，史家责无旁贷。
王德华《中国文化史略·叙例》因之强调说：
中国文化之评价各有不同，有谓为落后者，有谓为优美者，然不论其评价如何，中国人之应当了解中国文化，则无疑问，否则，吾族艰难奋斗、努力创造之历史，无由明了，而吾人之民族意识，即无由发生，民族精神即无由振起，晚近中国国势不振，即由于文化教育之失败所至。
兹者国脉益危，不言复兴则已，言复兴，则非着重文化教育，振起民族精神不可。
本书之作，意即在此。
[16]
其三，新史学思潮影响的结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重要时期。
传统史学重政治史，而新史学思潮则要求扩大史学范围，注意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指出，“从兰克时代到阿克顿时代，历史学家们对于历史学的主线是政治史这一点极少怀疑”
，而经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冲击，“历史学的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历史学家的工作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
。
[17]西方史学思潮的此种变动，也强烈地影响到了中国。
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日益传播，与此同时，作为欧洲相对主义史学衍生物的美国“新史学”
，也传入了中国。
新史学派主要人物的代表作，如鲁滨逊的《新史学》、巴恩斯的《史学史》、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等，于20世纪20年代也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
新史学派同样主张扩大史学范围，加强对于经济、社会及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何炳松在《新史学导言》中说：“旧日历史家，又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
实则政治一端，哪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呢？”
[18]由于新史学派的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与介绍的，故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章太炎等人虽在20世纪初即有研究文化史的初步主张，但仅是少数人的先知先觉；20世纪20年代后，因受新史学思潮的广泛影响，中国史学家要求扩大治史范围，注重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研究实已成为时尚。
所以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指出：
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实则民族社会之史料，触处皆是，徒以浩穰无纪，读者不能博观而约取，遂疑吾国所谓史者，不过如坊肆纲鉴之类，止有帝王嬗代及武人相斫之事，举凡教学、文艺、社会、风俗以至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画、雕刻之类，举无可稽。
吾书欲去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惟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
[19]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同样强调说：
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
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为无史。
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
[20]
此期的文化史研究不仅出版了一批成果，而且对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了探索，提出了某些有益的见解：
（1）分类与综合。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文化史当分类研究。
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有“文化专史及其做法”
一章，其中说：“狭义的文化，譬如人体的精神，可依精神系发展的次第以求分类的方法。”
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
思想的表现有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学等等，“我们可一件一件的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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