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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史学科的确立更要晚到20世纪20—30年代。
梁启超于此有创榛辟莽之功，他曾拟撰多卷本《中国文化史》，遗憾的是仅成《社会组织篇》计8章，壮志未酬。
但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有关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已是联翩出现。
1924年《史地学报》有文报道学界消息说：“近来研究历史者，日新月异，内容大加刷新，多趋重文化史方面。”
[12]足见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和编纂，是时已开始浸成风气。
其中较重要的通史性著作有：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缪凤林的《中国民族之文化史》、陈安仁的《中国文化演进史观》、王治心的《中国文化史类编》、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等。
此外，涉及断代的、区域的和专题性的有关文化史著作也相继出版。
其中，专题性的著作，尤以王云五主编的大型《中国文化史丛书》为代表。
丛书仿效1920年法国出版的《人类演进史丛书》及1925年英国剑桥大学主编的《文化史丛书》的体例，共分80个专题，每册一专题，于1937年后相继推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该丛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之所以于20世纪20年代后蔚为风气，并非偶然，至少可以指出以下的原因：
其一，是近代中西文化问题论争深化的必然结果。
经“五四”
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不仅日益激烈，且愈趋深化。
欧战惨绝人寰，创深痛巨，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省西方文化的思潮。
与此相应，国人相信西方文化必有所短，中国文化自有所长，因而要求重新审视固有文化。
为此，探讨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史自然便成了当务之急。
张荫麟说：“文化是一发展的历程。
它的个性表现在它的全部‘发生史’里。
所以比较两个文化，应当就是比较两个文化的发生史。”
[13]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绪论》则强调该书的旨趣，即在于回答：“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
而钱穆在《中国文化导论·弁言》中，说得更加明确：
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
……我们应在历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庶乎对于整个文化精神有较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
[14]
很显然，这就是明确地提出了，要正确认识中西文化，必须重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
其二，借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谋国家复兴。
20世纪30—40年代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民族危亡唤醒全民抗战和谋国家复兴的慷慨悲壮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了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
康敬轩在《中国文化演进史观·跋》中说：“念一年秋，予归自欧洲，默察大势，知欲救国家危亡，必先求民族之复兴，而求民族之复兴，必先求文化复兴。”
陈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自序》也说，近世治国家学说者，皆谓土地、人民、主权是国家三要素，必得三者安全独立，才是名副其实的国家。
实则，即便三者尽得，“而文化不能独立，亦遂足以当国家之名实乎”
？帝国主义侵略弱国，不仅占有其土地、人民与主权，“尤且汲汲皇皇，以消灭弱小国家民族之文化，吁！
可怖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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