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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咸丰十年的《始祖溪西公祭簿序》记载，咸丰八年战乱之后，“非惟贫者飨事莫给，即富者亦家计难堪。
将田召卖，每箩进钱数百；将田典税，每千计谷八箩。
有田无人耕，债欠人不还，是以九年春祭难以措办。
……吾等当族酌议，理事自己办祭，停胙一轮，次年再行颁发。
……特立新簿贰本”
。
在此次整顿过程中，士绅阶层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新选出的“总理”
即由士绅担任。
清朝末年，由于地方官员的支持，祖氏士绅进一步确立了在乡族中的领导权。
例如，光绪三十三年的《屯山社仓序》记载：
吾乡忝居乡僻，土隘民稠，遇荒难免呼庚吁癸。
……兹于戊寅四年仲春，蒙上洋厅主孔公谕令设立社仓，爱集乡绅祖纯稷、纯禧、祖必受、必稳、祖洪生等，劝捐殷实之余羡，乐捐者芳名四十户，踊跃输纳者计谷万余筋……暂寓于祖氏世德祠处，已三十余年矣。
每遭凶歉；民艰粒食，令民夏受谷于仓，冬则加息以偿，按丁支借。
……前所捐入者，只许有进而无退；后所续题者，惟愿愈补而益增。
这篇序文的作者，是庠生祖骧和监生祖余仁。
据文中所述，不难看出，在社仓的建立及运营过程中，士绅阶层已经形成了合法的权威。
这种权威不仅是依据地方官的“谕令”
，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世德祠等依附式宗族的支持。
另据族谱记载，从清末至民国初年，由士绅阶层主持的屯山社仓，实际上已经成为谢屯村的最高权力机构。
如派征“乡中木客运河各坝主之租项”
及创办谢屯村新式学校等，都属于屯山社仓的职能范围。
当然，屯山社仓履行这些职能的权力基础，仍然是各种不同层次的宗族组织。
屯山祖氏宗族的典型意义，在于较为系统地展示了依附式家族在相对稳定的聚居环境中的发展进程。
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祖氏依附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丰厚的族产和士绅的崛起密切相关的。
那么，如果缺乏这两个条件的支持，聚居宗族的发展进程又有何特点呢?试以同属于瓯宁县的璜溪葛氏宗族为例，略作比较分析。
璜溪葛氏一世祖“行五公”
，于元末由河南入闽，“卜居建宁瓯邑之吉阳玉溪乡”
1251。
第二、第三世单传；第四世派分三房，仅一房留居本地，另二房外迁；第五世又分三房，仅一房传育后代，另二房失传；
第六世派分五房，各有传人，其族始大。
延及民国初年，葛氏已传历二十二世，“户灶五百余家”
1261，但却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宗族组织。
民国十年首次编成的《璜溪葛氏宗谱》记云：“上代祖公向无烝尝祭田，每由后裔鸠集捐金置产，以为醮祭及各项使用。
谱中叔伯兄弟侄辈，虽属某公派下，其向未捐款者，不得与焉。”
1271这就是说，族人必须依据各自持有的股份，参加有关宗族活动。
这一时期的璜溪葛氏宗族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不同层次：以一至五世祖为标志的宗族组织，属于合同式宗族；以六至九世祖为标志的宗族组织，已逐渐演变为依附式宗族；以十世以下历代祖先为标志的宗族组织，基本上属于继承式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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