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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的特征是同居共财、内部组织严密、自给自足及包括地主与农民两个对抗阶级。
这两种家族制度都体现了“以孝为中心的封建伦理思想”
，具有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但是，在家族内部的劳动成员之间，也存在着生产协作及经济互助的关系。
1983年，王思治在《宗族制度浅论》一文中，着重考察了清代宗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其社会功能。
他认为，宋明时期的宗族组织，是以“敬宗收族”
为目的的，至清代又进一步与封建政权相结合，演变成为基层政权组织。
清代的宗族组织“由族长、房长、祠堂、族田、义田、族谱联结而成”
，而“族长、房长则是族权的人格化和集中体现”
。
宗族组织的基本社会职能，在于“以血缘关系来掩饰地主和农民的对立”
，但作为一种“封建地域性组织”
，往往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导致宗族械斗，具有很强的内聚力，与封建政权有一定的矛盾。
1984年，柯昌基在《宗法公社管探》一文中，把宋以后的宗族组织分为三种类型，即“义田型”
“祭田型”
及“综合型”
（同时拥有义田、祭田、学田、役田等多种族田）。
他认为，宗族组织是古代农村公社的一种残余形式，其核心是“宗法财产”
，故可称之为“宗法公社”
。
由于各种“宗法公社”
的经济基础有所不同，对宗族成员的控制力和社会影响力也有大小之别，但就其基本作用而言，都是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
在有关族权的研究中，李文治的《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论封建所有制是宗法宗族制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源》和朱勇的博士论文《清代宗族法研究》，是颇有见地的。
李先生认为：“宗法宗族制，既具有意识形态的内涵，又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社会体制，它的发展变化要受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所支配和制约。
……就总的发展趋势而言，它的血缘关系逐渐削弱，它的政治因素逐渐增长。”
在明代200多年间，宗族制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废除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使一个族姓所联系族众范围较前扩大。
二是宗族关系的政治性质加强。
此前宋元时代，宗族制着重于尊祖敬宗和睦族收族，此后则更着重于对族众的控制和制裁，变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层社会组织”
。
与此相适应，宗族制的体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重谱牒制的修撰进而把建祠、修谱、制定族规等结合起来”
。
宋以后宗法宗族制的变化，反映了宗法血缘关系及门第等级关系的相对削弱，而最终根源是封建土地关系的松懈。
“这时封建统治阶级大力宣扬宗法伦理说教，既是人们宗法血缘思想趋向松懈的产物，也和尊卑贵贱等级关系的削弱具有一定联系；谱牒制的等级性相对削弱，建祠修谱普及于庶民之家，是庶民户和官绅户的社会地位及相互关系发展变化的产物；族田义庄制的迅速发展，依靠经济关系睦族收族控制族众，乃是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产物。”
很明显，李先生的研究不是局限于宗族内部的阶级关系，而是着眼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变迁。
朱勇从前人较少涉及的法制史角度，论述了族权在封建法权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他认为，宋以后的宗族组织“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满足同姓族人的群体要求，进而达到在宗族内部稳定封建秩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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