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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秉均出嗣夫弟五种，与六房秉猷出嗣同承五房家业，经已阉分，立约炳据。
因思秉渔、秉均同气连枝，实属亲至谊，与其各承家业，何若合一折衷，斯为手足是敦耳?……爱是邀请房亲族戚到家作证，将先夫从前阄分物业应得租额六十石，抽出十石以为氏养膳，又抽出五石付秉均前去掌管，由是秉渔应得租额四十五石。”
L451一般说来，遗产继承是以宗祧继承为前提的，出嗣者只有兼祧本生父母，才有可能继承有关遗产。
如前引李氏分家文书明确规定，待主分人死后，其养膳租由出嗣者与非出嗣者共同继承，“轮流祭祀先考妣”
L461。
因而，此类分居共财的多元家庭，无疑是兼祧习俗的产物。
不过，在兼祧的形式下，如果出嗣者仍然与非出嗣者同居共财，此类多元家庭也就不可能出现。
如光绪二十三年的刘氏《阉书约字》记载：“岳等兄弟三人……惟是神岳自幼出继胞伯拔元公为嗣，所有与腾蛟兄阉分田业，仍归先父欣其公掌理，合食已久，原无尔我之分。
分居议成，必酌匀润之益。
共请族长、公亲酌议，将岳所有阄分田业，并先父欣其公所有遗田业，议从一体均分。”
在这里，由于出嗣者始终未与非出嗣者分居异财，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多元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出嗣者是否兼祧本宗，往往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在分家析产的过程中才得以确认。
因此，此类多元家庭也往往是潜在的，只有在分家之际才转化为现实。
例如，同治七年的某姓《阉书》记载：“切思父母生我兄弟四人……但次兄英出嗣于顶祖为孙，四房之中尚缺一房。
当日次兄英生下三男……值临终之际，思念木本水源，特金次男厚复顶二房之额……是以爱邀族长公同酌议，就赎回祖田业及再置田业共二所，抽出租粟以为百世祀业，付四房轮流祭祀公费，其余所有田园、房屋及家器、什物等项，配搭明白，作四房均分。”
L?71由此可见，在盛行兼祧的情况下，出嗣者可以随时提出兼祧本宗的要求，从而也就有权参与有关遗产的分配，使潜在的多元家庭转变为现实。
当然，如果出嗣者最终放弃了兼祧本宗的要求，此类多元家庭也就不复存在了，但这只有在分家析产之后才可以确认。
换句话说，在分家析产之前，始终存在兼祧的可能性，因而也就始终存在潜在的多元家庭。
笔者认为，这种因兼祧而形成的多元家庭，与移民的多元家庭并无本质差别，即二者都同时具有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双重特征。
然而，就其演变趋势而言，二者又有明显的不同。
如果说，移民的多元家庭正处于从大家庭向小家庭演变的过渡阶段，那么，兼祧的多元家庭则反映了由小家庭向大家庭的暂时回归。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多元家庭都是不稳定的大家庭，或者说是正在解体中的大家庭。
因此，无论是移民的多元家庭，或者是兼祧的多元家庭，都不可与传统的大家庭等同视之。
如上所述，清代台湾的绝嗣家庭、不稳定的大家庭及大家庭中的多元家庭，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传统家庭的正常发展轨道，从而显示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
除此之外，清代台湾也有稳定发展的大家庭，亦即在分家前第二代均已成婚的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其演变趋势与福建大陆基本一致。
为了有助于阐明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特点，笔者对有关契约文书重新做了分类统计。
1.资料来源：表格内容分别见于《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第二卷下“相续类”
及该书第一卷下“公业”
类。
其中：
（1）稳定的大家庭，分别见于“相续”
类第13～15、第18、第22;“公业”
类第7、第12、第14～17、第20、第22～23、第36、第38、第40～43、第45、第49～52、第55、第60、第65～67、第69～70、第76。
（2）不稳定的大家庭，分别见于“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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