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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思敬堂”
是由少数士绅创建的“族祠”
，而且祀及始迁祖以下的历代祖先，因而可以推断，这一时期已形成以士绅阶层为首、包含全体聚居族人的依附式宗族。
另据明人记述，正统年间聚居于此地的黄氏族人，仍是以这一祠堂为中心，“岁时族人子姓聚拜祭享，久而益虔”
。
可见，这一依附式宗族的发展是颇为稳定的。
在黄氏建祠前后，莆田的另一世家大族“九牧”
林氏也曾经“建先祠”
“置祭田”
，但据说其祠堂“规制卑狭，不足以交神明”
，至明初又“即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间，蔽以外门”
。
很明显，林氏的祠堂也是由先人故居改建的。
从南宋至明初，建祠活动尚未普及，祠堂的规制也不统一。
明代前期的士绅阶层，对建祠活动还颇有疑虑，长期为祠堂是否合于“礼”
而争论不休。
弘治二年，莆田缙绅彭韶在《白塘李氏重修先祠碑》中记云：“昔者，程子尝祀始、先祖矣，紫阳夫子本之，著于《家礼》，后疑其不安而止。
我太祖洪武初，许士庶祭曾、祖、考。
永乐年修《性理大全》，又颁《家礼》于天下，则远祖之祀亦通制也，然设位无专祠。
今莆诸名族多有之，而世次、龛位家自为度。
或分五室，左右祀高、曾以下；或虽分五室，子孙左右序房，各祀其高、曾以下；而皆以中室祀先祖。
或按礼分四亲各室，以西为上，而先祖止祭于墓所，人反疑之。
议礼老儒，迄无定论。
诚以人之至情，有不能已，不能一焉。”
由此看来，当时有关争论的焦点，在于可否设立奉祀五代以上远祖的“专祠”
。
如果依据宋儒设计的祭礼及明王朝的有关礼制，其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然而，当时莆田民间的建祠祭祖活动，已经完全突破了宋儒和官方的有关规定，不仅“诸名族”
多有“专祠”
，而且“祀远祖”
也习以为常。
其原因，自然是为了适应宗族发展的需要，扩大“敬宗收族”
的范围。
彭韶在上引碑文中指出：“今白水塘之祠，上祀十有余世，揆诸礼意似非所宜。
然族属之众且疏，舍是不举则人心涣散，无所维系，欲保宗祀于不坠，绵世泽于无穷，岂不难哉!”
因此，民间无视宋儒和官方的有关规定，不断对祠堂之制进行改革，而士大夫则试图作出理论总结，并加以推广，从而也就促成了这种以奉祀远祖为特征的“专祠”
的日益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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