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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族人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因此，代表周氏“正宗”
的孟仁派下子孙，用祭田收入创建了“敦睦宗党”
的“宗祧”
，即独立于居室之外的祠堂。
这一祠堂既奉祀孟仁以上的历代共同祖先，也奉祀孟仁以下的“四房之祖”
，因而可以用于各种不同层次的祭祖活动。
此外，祠堂中还有礼堂、厨房、宴会厅等附属设施，可以说是综合性的宗族活动场所。
翁世资虽然认为此祠“于礼有所未合”
，但又对其“崇本亲亲之意”
深以为然。
他详细记述周氏祠堂的规制，据说是为了传之“若子若孙”
，还质问“今之号世族者亦有之乎?”
可见，在礼制与现实的冲突之中，士大夫阶层终究还是屈从于后者。
有的士绅为了论证建“专祠”
的合理性，甚至不惜曲解朝廷礼制，把此类祠堂附会为“家庙”
。
如云：“我国家稽古定制，仿仪礼而准程、朱，易庙以祠，世品官四、士二。
制中为堂，堂之外为门，夹以两阶，缭以周垣，遗书、祭器有库，丽牲有所，别为外门，加扃闭焉。
其严其慎如此，而犹有若诸侯无国、大夫无邑之论者，是又未可以言礼矣!”
[491其实，如果依据明代“庙制”
，品官祭祖最多不得超过四代，这固然与朱熹设计的“祠堂”
之制相符，但却根本不同于民间祭及远祖的“专祠”
。
明嘉靖年间，同安缙绅林希元在其《家训》中，详细规定了奉祀始祖的祠堂之制，但又反复指出，“虽非文公之旧，亦以义起之也”
50l。
这说明，明代的士大夫在其“敬宗收族”
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不同于宋儒的宗法理论（详见第五章第一节）。
明代前期，由于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福建沿海地区的聚居宗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随着族人的日益增加，祭祖的规模不断扩大，建祠活动也越来越频繁。
例如，莆田白塘李氏的西墩支派，从正统至成化
年间曾三次修建祠堂，平均每次只间隔十年。
据记载：“永乐间，金判故第厅事罹于郁攸，子孙各随小宗世数，祀私亲于室，而统祀制干诸先祖，岁时权寓他所而已。
正统丁巳，西塘四世孙德文为族长，乃即厅事故址构祠堂，广三丈六尺，深四丈有奇，中设大龛合祀上世神主，其于仪制草制未备。
至天顺甲申，嗣族长德怀又构前厅，为祭毕燕饮之所，中为大门，外缭以廊，石砌甬道，拾级而上，其合祀仍旧。
成化二年，岁在丙戌，故族长孟殷，贤而好礼，始以义起，撤中龛，梵石为台，广丈有二尺，深三之一，厘为五龛。
中祀制干、金判诸祖；中左祀割田有功颐斋父子，以其年邈不嗣，故专祀之；中右并左右三龛，则祀文森三昆仲以下神主，人自为龛，盖出四亲以上，于家有再兴之劳，故世祀之。
若四亲之祀，则各仍私室，兹堂不以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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