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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初年，莆田桂林坊林氏建成“开先祠”
后，族绅林俊随即为之制定了“林氏族范”
，并书于祠中，“岁时祭祀，俾读之以嘉惠族人”
。
其略云：
凡林子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内外有别，长幼有序。
礼义廉耻，兼修四维；士农工商，各守一业。
气必正，心必厚，事必公，用必俭，学必勤，行必端，言必谨。
事君必忠敬，居官必廉慎，处乡里必和平。
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
毋富而骄，毋贫而滥。
毋信妇言伤骨肉，毋言人过长薄风。
毋忌嫉贤能、伤人害物；毋出入官府、营私召怨；毋奸盗诘诈、赌博斗讼；毋满盈不戒、细微不谨；毋坏名丧节，残己辱先。
善者嘉之，贫难、死丧、疾病周恤之；不善者劝诲之，不改与众剿之，不许入祠，以共绵诗礼仁厚之泽。
敬之、戒之，毋忽!
林俊为林氏族内的显宦，嘉靖初以刑部尚书致仕。
他所制定的这一“族范”
，不仅具有教化的功能，而且具有强制性的效力。
在他死后，其子林达又刻之于石碑，意在“垂久远云”
。
在福建沿海地区，士绅阶层历来特别发达，此类依附式宗族也是广泛存在的。
明中叶前后，由于建祠之风的盛行，福建沿海各地的依附式宗族得到了普遍的发展。
在规模较大的聚居宗族中，祠堂已被视为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
嘉靖年间，莆田碧溪黄氏的《族议重建祠堂书》宣称：“祠堂不建，于祖何所亏损?而生者之伯叔兄弟无以为岁时伏腊衣冠赘聚之所，卒然相值于街市里巷，袒褐裸程而过，与路人无异。
不才子弟习见其如此也，一旦毫毛利害，怨怒恣睢，遂至丑不可言者，其故皆由于祠堂之废。
即祠堂尚在，宗家支属时为衣冠之会，得闻察父慙兄胥相训诲，苟未至于傥**其心者，将毋畏其面斥目数而谯让之?庶几其有瘳乎!此祠堂兴废之明效也。”
1591在这里，建祠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奉祀祖先，不如说是为了控制族众。
当然，有些祠堂创建之初，可能并不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例如，南安县英山洪氏于永乐年间建成祠堂后，“拨出下尾洋田一段，年收租粟二百三十楮，八房子孙轮收以为烝尝”
1601;龙溪县太江苏氏于宣德年间建成祠堂后，“祭田备器，子孙更掌之以奉祭”
61;这些祠堂无疑都是用于继承式宗族中的祭祖活动，很难说具有统治族众的作用。
然而，随着族人之间两极分化的日益加深，祠堂的政治作用也会不断加强，从而逐渐演变为依附式宗族的统治工具。
明嘉靖后期，福建沿海地区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倭寇之乱，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宗族组织的发展开始出现某些变异形态。
嘉靖四十二年，海澄县缙绅李英在《请设县治疏》中，对嘉靖年间的倭寇之乱有如下概述：“张琏、洪迪珍拥众百万，直捣浙直，江南财赋之区**六年，国课为之亏折。
近年，以二十四将之徒、二十八宿之党，蔓延接踵，充斥于闽广之交，而福建罹毒最甚。
十年之内，破卫者一，破所者二，破府者一，破县者六，破城堡者不下二十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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