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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
大约在布洛伊尔对其病人使用“谈疗法”
的同时，巴黎的杰出人物沙可（J.M.Charcot）也在萨尔拜特利尔医院开始了对癔症患者的研究，他的研究导致了对这种疾病的新的理解。
当时，他的发现在维也纳是不为人所知的。
但是10年后，当布洛伊尔和我合作发表关于癔症现象心理机制的《绪言》（1893a）时，我们已经完全被沙可的研究迷住了。
我们把病人的致病经历看作是心理创伤（psychicaltraumas），并把它与躯体创伤（somatictraumas）等量齐观，而躯体创伤对癔症性麻痹（hystericalparalyses）的影响是在沙可那里得到最早论证的。
沙可在催眠状态下人为地再现了癔症性麻痹，布洛伊尔关于类催眠状态的假说只不过是这种事实的反映而已。
我在1885～1886年曾做过这位伟大的法国实验家的学生，他本人不倾向采用心理学的观点。
是他的学生皮埃尔·让内（PierreJa）首次尝试对癔症中表现出来的特定的心理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
我们把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作为我们的立足点是学自让内。
你们会发现在让内癔症理论中，当时在法国盛行的遗传（heredity）与退化（degeneracy）观点占有重要位置。
据他所言，癔症是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形式，本身表现为心理综合能力的先天薄弱。
他相信，癔症患者在把复杂的心理活动统合为一个统一体方面是先天无能的，因此才表现出精神分裂倾向。
请允许我打一个平常而明了的比方，让内的病人使我们想到一位体虚的女子，她出门去逛商店，回来时大包小裹的；可是她的两只胳膊和十只手指却拿不了这么多东西。
所以，一开始是一样东西从她的怀里滑落了，当她弯腰去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另一样东西又掉了，如此反复不已。
这种分裂现象不能完全证实患者心理能力的削弱，因为当我们发现患者综合统一能力不足这一现象的同时，也观察到了其效能部分增加的例子，好像是一种补偿方式。
当布洛伊尔的病人忘记了她的母语和其他语言，而只记得英语时，她对英语的掌握程度竟然如此之高，以至于给她一本德语书，她就能正确而流利地直接读出它的英语译文。
当我后来以自己的力量继续开展布洛伊尔所开创的研究工作时，我很快就对癔症性分裂（意识分裂）的根源有了另外的想法。
这种分歧对其后的一切研究都具有决定意义，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不像让内那样从实验室里的实验出发，而是从我心中的治疗目的出发的。
我首先是从实际需要中获取前进的动力的。
布洛伊尔所采用的宣泄法（catharticprocedure），首先必须使患者进入深度的催眠状态，因为只有在催眠状态下，患者才能触及他在正常状态下所遗忘的那些病因性关系。
但是我很快就开始不喜欢催眠术了，因为它是一个变化无常、甚至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盟友。
当我发现不论我怎么努力都只能使一小部分患者进入催眠状态时，我决定放弃催眠术，让宣泄法从它里面独立出来。
既然我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改变我的多数患者的心理状态，我就开始研究正常状态患者。
我必须承认，在最初，这看起来像一种既无意义又无希望的工作。
我的任务是从患者那里了解对我来说连患者都一无所知的东西。
一个人怎能期望了解到这些东西呢？这时对一项既出色又有指导意义的实验的回忆给了我很大启迪，那是当我和伯恩海姆（Bernheim）在南锡一起工作时（1889）亲眼目睹的。
伯恩海姆告诉我们：那些被他带入催眠的梦游状态并在其间体验到了各种经历的人，只是看上去似乎对梦游状态下的经历丧失了记忆。
但这些记忆却有可能在他们正常的状态下得到恢复。
确实，当他问及患者那些梦游经验时，他们开始坚持说对此一无所知；但他拒绝让步，坚持追问，并使患者确信他们肯定知道，那些被遗忘的经历总能再现出来。
于是，我对我的病人也如法炮制。
当我问到他们坚持说再也想不起更多的时候，我就明确指出他们对此肯定是知道的，只要说出来就行了。
我甚至大胆宣称，只要我把手一放到他们的额头上，那些正确的回忆就会涌现出来。
用这种方式，无须催眠，我就成功地从病人那里得到了我所需要的那些证据，以建立病人所遗忘的情景与这些情景所遗留的症状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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