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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自恃和他们作为教师的早期独立性，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常常是令人喜悦的；但是如果这些人获得了某些不同凡响的个人地位，那只会对科学有益。
尤其是对精神分析来说，需要有一个长期、严格的纪律和自我约束的训练。
鉴于他们对一个如此声名狼藉而又前景暗淡的课题的忠心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使我较倾向于对我否定的话应该表示反对的那些成员持容忍态度。
除医生外，成员中还包括其他人——承认精神分析中某些重要方面的受过教育的人：
作家、画家，等等。
我的《释梦》和那本论诙谐的书等，从一开始就说明精神分析理论不仅限于医学界，而且能应用到其他各种心理科学。
1907年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竟大大出乎意料，好像精神分析客客气气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且得到了知遇，甚至有些科学工作者也准备承认它。
在此之前，布洛伊勒[221]写了一封信告诉我，我的著作已在伯格尔斯立（Burgh?lzli）得到研究和使用。
1907年1月苏黎世诊疗所的第一个成员艾丁根（Eitingon）医生[222]来到维也纳。
接踵而至的其他访问导致了生气勃勃的思想交流。
最后由于荣格（当时他还是伯格尔斯立的助理医生）的邀请，于1908年春在萨尔茨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使维也纳、苏黎世和其他地方的精神分析友人们聚集在一起。
第一次精神分析大会的成果之一是创办了一种名为《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的定期刊物［见原版第46页］，这个刊物在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指导下，并由荣格编辑，于1909年创刊问世。
这个刊物表现了维也纳和苏黎世之间的密切合作。
我已再三感谢过在传播精神分析中苏黎世精神病学派，尤其是布洛伊勒和荣格给予的巨大帮助，我毫不犹豫地再次表示感谢，即使在当前大大改变了的情况下也是一样。
确实，并不是苏黎世学派的支持，才使当时科学界第一次对精神分析表示关注。
情况是这样的，当时精神分析的潜伏期已经完成，精神分析处处都成为人们日益增长的兴趣的对象。
但在所有其他地方，这种兴趣的增加最初导致的不是别的，而是非常强烈的拒绝接受；几乎是非常愤怒的拒绝接受；相反，在苏黎世占支配地位的特征是基本路线上的赞同，而在任何其他地方，这样密切的小团体门徒并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任何公共的诊疗所能为精神分析研究服务，也没有任何一位临床教师把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他的精神病学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苏黎世这个群体成了为承认精神分析而战斗的那些小团体的核心。
学习这门新的技术和从事实践的唯一机会实际上是在那里奠定基础的。
目前我的大多数追随者和合作者都是借道苏黎世才来到我这里的，甚至那些在地理上到维也纳比到瑞士更近的人也是如此。
在和西欧的关系中（其中也包括我们文化的伟大中心），维也纳的地位处于边陲；许多年来它的声誉受那些强烈偏见的影响。
一切最重要国家的代表都在瑞士聚集，这里的学术活动如此活跃，在这里一个起传播作用的中心必定会对传播像弗莱堡的霍奇所称的这种“精神流行病”
（psychicalepidemic）有巨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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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位同事的证据（他曾目睹了在伯格尔斯立的发展情况），好像在那里精神分析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在1902年荣格发表的论神秘现象的著作中已经提到过我的《释梦》一书。
从1903或1904年起向我提供消息的人说，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名列前茅。
在维也纳和苏黎世之间建立起个人关系之后，还出现了一个非正式的学会，1907年在伯格尔斯立，人们定期举行会议讨论精神分析的问题。
在维也纳和苏黎世学派之间的联盟中，这些瑞士人绝不仅仅是接受者。
他们已经写出了非常值得称赞的科学著作，其成果就是对精神分析的贡献。
由冯特学派开始的联想实验（theassoents），被他们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做了解释，并且证明可以通过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加以应用。
借助于这种手段，人们已有可能达到对精神分析观察材料做出迅速的实验证实，并且能直接向学生们证实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才能告诉他们的某些联系。
联结实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第一座桥梁已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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