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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联想实验使我们能对病例进行暂时的定性分析，但它们对技术并未作出基本的贡献，在实施精神分析时可以不用联想实验。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另一项成就，这是由苏黎世学派，或者它的领导者布洛伊勒和荣格做出的。
布洛伊勒表示，借助于引用那些在梦和神经症（弗洛伊德的机制）中得到的、通过精神分析认识到的同一过程，就可以把许多纯粹的精神病弄清楚了；荣格（1907）成功地把精神分析的解释方法应用于性质最不相同和最含糊不清的早发性痴呆现象（精神分裂症），这样，这些病例，在病人生活史和兴趣中的来源便得到了清楚的了解。
此后精神病学家再也不可能轻视精神分析了。
布洛伊勒关于精神分裂症的伟大著作（1911）完成了这项成就，在这本著作中他把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临床的系统观点置于相同的立足点之上了。
我将不会忘记指出，当时在这两个学派的研究方向上已经引起人们注意的一种分歧。
早在1897年[224]，我发表了对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例的分析；但这则病症具有偏执狂的特性，因此它的治疗方法无法摆脱荣格的分析所造成的印象。
但是，对我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像解释这种疾病的神经机制那样来解释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而是首先使这种机制和已经发现的癔症的机制一致起来。
那时我们还没有把这两种机制之间的差异弄清楚，因为我那时正致力于神经症的力比多理论（libidotheory），该理论打算把所有的神经症和精神病现象都解释为从力比多的失常变化所发生的，也就是，解释为从力比多的正常使用中发生转移。
这种观点都被这些瑞士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了。
就我所知，甚至在今天，布洛伊勒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各种形式的早发性痴呆都有器质性的原因；在1908年萨尔茨堡会议上，荣格支持这种疾病的原因是一种毒素理论，而没有考虑到力比多理论，虽然它确实并没有把力比多理论排除在外。
他曾于1907年发表专论这种疾病的著作。
后来（1912），由于使用了他以前曾拒绝使用的过多的素材，因而在同一种观点上陷入悲境。
瑞士学派做出的第三项贡献可能完全归功于荣格，对此我的评价并不像其他那些对这些问题更不关心的人那样高。
我指的是从《诊断的联想研究》发展起来的“情结”
理论。
它自身既没有产生一种心理学理论，也没能证明可把它轻而易举地结合到精神分析理论的复杂关系中。
另一方面，“情结”
这个词可以说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语言中很自然的东西了；对于描述性地概括某种心理状态来说，它是一个方便的、往往不可缺少的术语。
[225]精神分析为了本身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其他术语没有一个得到这样广泛的流行，或者受如此滥用而使较明白的概念结构受到损害。
分析学家开始在他们中间谈论一种“情结回归”
（returnofaplex），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被压抑的观念回归到意识域”
（returnoftherepressed），或者习惯上说：“我有一种反对他的情结。”
在这里唯一正确的表达将是“一种针对他的抵抗”
。
1907年以后，当维也纳和苏黎世学派联合起来时，精神分析形成了特别汹涌的浪潮，这种势头就是在今天也还能感觉到。
这可以由精神分析文献的传播和那些实践与研究精神分析的医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以及在会议上和在学术界对精神分析的频繁攻击中表现出来。
精神分析已渗透到最遥远的大陆，不仅处处使精神病学家们感到吃惊，而且还博得其他领域有教养的公众和科学工作者们的注意。
霭理士（HaveloekEllis）虽然从未自称精神分析的信徒，但却一直同情地追随精神分析的发展，1911年他在为大洋洲医学会议做的报告中写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目前不仅在奥地利和瑞士，而且在美国、英国、印度、加拿大，我毫不怀疑还在澳大利亚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和实施。”
[226]一位智利的医生（很可能是个德国人）[227]在191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支持幼儿性欲的存在，并高度称赞精神分析治疗对强迫性症状的效用。
在印度中部（伯克利山）[228]的一位英国神经学家通过一位访问欧洲的著名同事告诉我，他对穆斯林印度实施的分析表明，他们的神经症病因和我们在欧洲病人中发现的并无二致。
精神分析引入北美，受到非常特殊标记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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