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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非常严重的倒退是，我不能完全避免使这两个反对运动在分析之下原形毕露。
但是，把分析用于辩论是不合适的；因为分析往往是以被分析者的赞同和有主有从的情境为先决条件的。
因此，任何一个出于辩论目的而从事分析的人，一定期望那个被分析的人反过来用分析来反对他，这样，这个讨论将会达到一种不可能使任何不偏不倚的第三者确信的状态。
因此，我将最大限度地克制轻率地使用对我的敌人才使用的那种分析的知识和攻击；我还要指出，我并没有把任何科学的批评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
我对可能包含在我所反对的这些理论中的真理并不关心，我也不想驳斥这些理论。
我想把这项任务留给精神分析领域的其他有资格的工作者去完成，事实上，这项任务已经完成了一部分。
我只想表明，这些理论是反驳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并且说明是在哪些观点上反驳的），为此这些理论是不应该称之为精神分析的。
因此，我利用分析只是为了解释精神分析的这些分歧是怎样在分析学家中产生的。
当我涉及产生分歧的要点时，我将不得不用某些纯批判性的言词来保卫精神分析的正当权益。
精神分析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解释神经症；它把抵抗和移情这两个事实作为出发点，还探讨了第三个事实（遗忘症），用神经症中的压抑理论、性动机理论和潜意识理论对这些病况进行解释。
精神分析从未要求全面提供关于人类心理的一般状况的全部理论，而只期望它所提供的理论应该用来补充和纠正用其他方法所获得的那种知识。
但是，阿德勒的理论完全超出了这一点；
他的理论寻求一举解释人类的行为和特点，以及人类的神经症和精神病。
这个理论与其说适合于神经症领域，倒不如说更适合于任何其他领域，虽然有理由说，这个理论和它仍然十分重视的它的理论发展史是有联系的。
多年来我有机会研究阿德勒医生，也从未拒绝承认他的不同寻常的能力，并且为他做了特别深思熟虑的安排。
作为他声称受到我的“迫害”
一事，我可以指出这个事实，在学会成立之后，我让他做维也纳小组的领导者。
直到学会的全体成员提出迫切要求，我才被说服重新主持精神分析的学术大会。
当我发现阿德勒恰恰是在判断潜意识材料上多么缺乏才能时，我就改变了想法，而期望他能成功地发现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联系以及精神分析和本能过程的生物学基础的联系——根据他所做的“器官自卑”
（ay）[258]。
这一有价值的研究来看，这个期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合理的。
他确实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卓有成效；但他的工作给人一种印象，“好像”
——用他自己的“难懂的话”
来说[259]——是想证明精神分析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错误的，由于精神分析轻率地听信了神经症患者的话，而把这么多重要的东西都归因于性动机的力量。
我甚至可以公开指出他的研究的个人动机，因为他曾当着维也纳小组的一小部分人的面宣布：“你以为使我的一生处在你的保护之下会给我带来那么多快乐吗？”
当然，一个年纪轻轻的人自由地承认他的勃勃雄心，我看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猜测，他的工作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但是，即使一个人受这种动机支配，他也应该知道如何用他的良好的社会机智来避免英语所谓的“不公平”
（unfair）——这在德语中只能用一个更粗鲁的词来表达。
阿德勒在这一方面几乎没有获得成功，这一点可以通过大量出现的有损于他的著作的微小恶意表现出来，并通过他的作品所包含的那种无法控制的渴望获得优先权的迹象表现出来。
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中，我们确实曾经听到他要求获得提出“神经症统一”
（unityoftheneuroses）和神经症的“动力观”
（dynamicview）概念的优先权。
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始终认为这两个原则是我在认识阿德勒之前提出来的。
不过，和阿德勒进行的这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已经产生了一种必定会有益于精神分析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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