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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人，从那时起就成了教授，他竟然拒绝承认我所提到的那次谈话，企图使人们从根本上怀疑我的记忆的准确性。
我现在只能说：我仍旧坚持我当时那一陈述的每一个字。
当认识到这一理论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反对时，我的敏感程度便大大降低了。
而且，我的孤立也渐渐结束。
首先，维也纳的一小部分学生聚集在我的周围；接着，1906年后，传来这么一个消息说，苏黎世的精神病医生布洛伊勒（E.Bleuler）[178]、他的助手荣格（g）以及其他一些人，对精神分析很感兴趣。
于是我们开始了彼此之间的私人交往。
1908年复活节，因为这门年轻的科学而走到一起来的这些朋友们在萨尔茨堡见了面，一致同意今后定期举行类似的非正式会议，并商定出版一个刊物，由荣格负责编辑，刊名为《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研究年鉴》。
该刊物在布洛伊勒和我的指导下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停办。
同时，瑞士的精神病医生也加入了这一运动，整个德国也开始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
精神分析成为大量评论文章和科学会议上的热烈讨论的主题。
但它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过友好的欢迎，甚至连持有仁慈的中立态度的人也没有。
在对精神分析进行了最短暂接触之后，德国的科学界开始团结起来反对它。
甚至直到今天，关于精神分析是否将会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及一般而言的精神科学具有如何重大的价值，我当然也还不可能预言后世的最终评价。
但是我相信，当人们撰写我们所经历的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德国科学界将没有理由因为它的那些代表人物而感到骄傲。
我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过精神分析这一事实、或者他们反对精神分析时所采取的那种武断的方式而耿耿于怀。
这两件事情很容易理解，它们只不过是预料之中的事。
不管怎么说，他们并没有给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的名声带来什么疑点。
但是，就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傲慢的程度来说，就其无道德心的不顾逻辑性来说，就其攻击的粗鲁和无礼来说，绝无原谅可言。
也许有人说，在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之后的今天，我这样随意地发泄自己的感情太幼稚可笑。
如果不是因为有几句话要补充，我也不会这样生气。
几年之后，在世界大战期间，当敌人群起谴责德国民族的野蛮时——这种谴责概括了我上面谈到的全部内容——想到自已的经历不允许我对这些谴责进行反驳，我的感情还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179]
一个反对者[180]夸耀说，当他一与患者谈论任何与性有关的事情时，便使患者马上沉默不语，而且，他显然还认为，这一技术使他有权利评价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的作用。
除了情绪抵抗外——情绪抵抗可以如此容易地由精神分析理论进行说明，以致于它们不可能引起人们的任何误解——在我看来，妨碍取得一致认识的重要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反对者们把精神分析看作我的推理想象的产物，而不愿意相信那种促使这一理论得以形成的长期、耐心和没有偏见的工作。
由于他们认为，精神分析与观察或经验无关，所以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完全有理由不需要通过经验而对它加以否定。
而其他那些不太相信这一理论的人，在他们所进行的抵制中也重复了那个传统的伎俩：不用显微镜观察，以免看到他们以前所否定过的东西。
当被迫对某一新的主题形成自己的判断时，大部分人的举动竟然如此荒谬，这实在令人吃惊。
多年来，一些“仁慈的”
批评家一直在劝告我，甚至今天还能听到这样的劝告，精神分析如果不是从那儿开始毫无理由地进行夸大和泛化的话，它肯定已经发展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个阶段了。
我知道，尽管最难不过的就是确定这一阶段究竟在哪儿，但是这说明，这些批评家就在几周或几天之前还对整个这一主题完全无知。
官方对于精神分析的强烈谴责的结果，是使得精神分析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在1910年于纽伦堡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根据弗伦茨的建议，分析家们成立了一个“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这个协会分成一些地方分会，但是共同接受一个主席的领导。
协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今天仍然存在。
现在共有这么一些分会：奥地利、德国、匈牙利、瑞士、英国、荷兰、俄国和印度，美国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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