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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在巴黎久留，但那个星期被证实足以在他和我之间惹出那种虚假的朋友间的亲密，他是具有如此的天才能把它强加于人的。
最后，我甚至变得对他有了某种用处：我的公司取得了他的较有才智的小说之一的电影改编权，后来，他便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断用电报打扰我。
经年已过，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总是时时在某个地方互相照耀，不过有他在场时我从未感到坦然过，而那天在菲雅尔塔，当我听说他就在附近闲逛时，我也是经历了一种熟悉的沮丧；然而，有一点却让我颇感安慰：他的新剧的失败。
他朝我们走了过来，穿着一件带腰带和兜盖的全防水外衣，一架相机挂在他的肩头，双层橡胶底的鞋子，带着一种令人感到滑稽的沉着吸吮着一根长长的月长石糖棍，那是菲雅尔塔的特产。
走在他身边的是衣冠楚楚、玩偶般的、肤色红润的塞居尔，他是一位艺术的热爱者，还是个十足的傻瓜；我从来也弄不明白，费迪南因为什么而需要他；我仍然听见尼娜带着一种不能让她承诺任何义务的温柔的呻吟语调说道：“哦，他是这样一个可爱的人，塞居尔！”
他们走近了；费迪南和我兴冲冲地互相致意，试图尽可能热情地急忙握起手来和拍起背来，根据经验我知道，事实上，那不过就是在假装，那只是一个前奏。
事情经常是像这样发生的：每一次分别之后，伴随着总是被调谐得激动万分的音弦，我们相遇在一阵欢快的忙乱中，在感情已各就其位的喧闹中；但是引座员将会把门关上，那之后便谁也不许进入了。
塞居尔对我抱怨着天气，起初，我都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即使菲雅尔塔潮湿、阴郁、温室似的本性能够被称为“天气”
的话，它也恰好超出了任何可以作为谈资的范围；那些谈话的题目可以是，比如说，尼娜瘦削的臂肘，我那时正用大拇指和另一个手指捏着呢；或者是谁扔下的一点点锡箔纸，它正在远处大卵石铺就的街道上闪闪发光。
我们四个人继续往前走，模糊的追求仍然隐隐约约地在前面出现。
“上帝，什么样的一个印度人!”
费迪南突然指着一张海报兴味颇浓地叫道，同时粗暴地用肘推推我，接着，在一处喷泉附近，他又把他的棍糖给了当地的一个孩子，一个肤色黝黑、漂亮的脖子上戴了一串珠子项链的小女孩；我们都停下来等他：他蹲下身，对着她低垂的乌黑睫毛说着什么，随后他赶上了我们，咧嘴笑笑，说出了他常喜欢用来给他的讲话添加佐料的那些话中的一句。
这时他的注意力被陈列在一家纪念品商店里的一件不幸的东西所吸引：一件可怕的圣乔治山的大理石仿制品，在它的底座上露出了一条黑色坑道，那实际上是一只墨水池的嘴，还有一个与铁轨十分相像的装笔的附件。
他大张着嘴巴，颤抖着，因为嘲讽的胜利感而兴奋异常，他把那个落满灰尘、笨重的，而且是毫不可靠的东西拿到了手里，一点价钱也没讲就把它买了下来；后来他便继续大张着嘴巴拿着那怪物走了出来。
就像某个身边围着驼子和矮子的独裁者，他总是会和这个或那个丑东西联系在一起；如果那东西恰巧是有生命的，那么这种着迷就可能持续五分钟至几天或更长。
尼娜聪明地顺口提议去吃午饭，趁费迪南和塞居尔在一家邮局前停下来的时机，我赶紧把她带走了。
我仍然不明白她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个长着一副窄肩膀和“抒情诗般的四肢”
（引用一位假装斯文的移民诗人的话说，这位诗人是那几位在她身后柏拉图式地对她叹息的人之一）又小又黑的女人，而且我更不明白，命运不断地把我们带到一起究竟是什么目的。
自我在巴黎的那次逗留以后，我很长时间未见到她了，后来有一天我从办公室回到家里，我发现她在和我的妻子一起喝茶，并一起端详着她那只戴着丝绸手套的手，那质地就像在陶恩齐恩大街廉价买的一种袜子的质地，有一只结婚戒指在上面闪闪发光。
有一次有人给我看她在一本时装杂志上的照片，满是秋天的叶子和手套以及风吹过的高尔夫球场。
在某一年的圣诞节，她送了我一张有雪和星星的明信片。
在里维埃拉的一处海滨，她的那一副墨镜和晒成赤陶土色的皮肤竟差点逃过了我的眼睛。
还有一天，在一次不合时宜的短程出差中，我落脚在某一个陌生人的别墅，那里正进行一场舞会，我从衣帽架上陌生的稻草人中认出了她的围巾和皮革外衣。
在一间书店里，她从她丈夫的一本小说的某一页上抬起头朝我点头；那一页正讲到一个女仆，她不过就是个插曲式的人物，尽管非作者所愿，她却私自偷用了尼娜的原形：“她的脸，”
他写道，“是自然随意的快照，而非严谨的画像，因此当……试图想像它时，他能化为视觉的只是那些毫不相关的特征飞闪过的一瞥一瞥：她在阳光下颧骨毛茸茸的轮廓，机灵的眼睛带洋麻褐色的幽暗，嘴唇现出友好的微笑的形状，它总是随时准备变成热切的亲吻。”
一次又一次，她匆匆出现在我生活的边缘，丝毫未影响到它最基础的纹理。
有一个夏天的早晨（是星期五———因为女仆们正把地毯拿到洒满太阳光尘的院子里去拍打），我的家人去了乡下，我懒洋洋地靠在**抽烟，这时我听见门铃震天动地地响起来———是她站在大厅里，闯过来要（附带地）放一只发夹和（主要地）放一只贴着旅馆标签的箱子；两个星期之后，那箱子被一个可爱的奥地利男佣替她取走，那个男佣（根据含混却又是可靠的迹象看）也是属于我亦是其会员的一个世界性的组织。
在谈话的过程中，她的名字总是被不断提到，而她没有回头，偶然说出的一句话，声音也会越来越小。
在比利牛斯山脉旅游时，我在一处别墅逗留了一个星期，其时她和费迪南恰巧也正居住在这家别墅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在那里过的第一夜：我是怎么等待的；我是怎么确信，不用我告诉她，她就会偷偷钻进我的房间；她又是如何没有来；在岩石花园深处上千只蟋蟀发出的喧闹与月光一起滴漏，一起滴漏的还有疯狂地汩汩流淌的小溪，以及我一整天在山麓碎石处打猎以后所产生的令人愉快的南方式的疲惫感与对她偷偷潜入的疯狂渴望之间的斗争———低低的笑声，在天鹅绒装饰的高跟拖鞋上的粉色的踝骨。
但是，夜晚呓语着过去了，她没有来：第二天，在山里随意闲逛当中，我告诉了她我的等待，她惊恐地两手相握一并快速地瞥了一眼，马上在估计费迪和他的朋友是否已经足以看到她那示意的手势的背面。
我记得我越过半个欧洲与她通电话（为了她丈夫的事情），而且在刚开始时没能听出她急切的嚎叫似的声音；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梦见了她；我梦见我最大的女儿跑进来告诉我，门卫正遇上了很大的麻烦———当我下楼朝他走去时，我看见，尼娜躺在一只箱子上，一卷细麻布垫在她的脑袋下，她嘴唇苍白，身上裹着一块羊毛方巾，她熟睡着，就像痛苦的难民在上帝遗弃的火车站上睡着觉一样。
无论我发生了什么，她发生了什么，我们之间从未讨论过任何事情，就像我们在我们命运的间隔中从未想过彼此；因此，当我们遇见时，生活的步态就发生了变化，它所有的原子微粒便重新进行了组合，我们于是生活在另一个更轻松的时间中介中，它不是用长期的分离来计算的，而是用那些不多的相聚来计算的；一场短暂的、看似无足轻重的生活就是因此而人为地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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