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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验显然让伍博纯感受到两个面向：教育与功名是可以切割的，教育与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分割的。
在一个现代宪法国家，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但是在朱门半掩的旧中国，这种基于对知识的好奇和分享所获得的体认却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这时我们会问：国民教育，不就是普设学校，让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都能够均沾雨露，获得知识的浸润，并且奠定学习的基础，不断在人生的道路上开启智能吗？不过，伍博纯的设想还多了一层：那些从来没有机会受教育，却已经卷进了大社会的变局之中，而且缺乏谋生和求知能力的成人又该怎么办呢？在新式小学堂、中等学堂已经广为国人甚至官僚所注意的时候，若是根本没有顾虑到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文盲，则下一代真能安心受教育吗？这确是一位先知的视野。
用伍博纯过世之后，中华通俗教育会北京分会所题的挽联来形容，的确惊动世人耳目：“社会居然有教育，国民永不忘先生。”
仅仅从伍博纯早年求学的经验上查考，便可以理解：那一代在青壮之年入民国的“小知识分子”
，本身就处于一种不得不然、也不得已而然的速成教养环境之中。
如前文所述：五岁始由母亲授开蒙之数而识字，到二十岁中秀才，这十五年间，伍博纯还是在一种“对于科名并不重视”
的心情，以及“科举之在当时，早成强弩之末”
的背景下从事学习。
可是我们却不能不惊讶：仅凭二十到二十二三岁之间，与三五好友合聘日籍教师学习日文和数理的能力，他居然编著了一本《最新文法教科书》，和一本《简明药典》。
虽说内容大部分取材自日文书籍，是一种“针对国情而改译”
的专著，但是能够在上海两家颇有规模的书局印行，公开上市，销路还很不错，这样的成绩，在今天受严密分流、分科、分系控制之教育出身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文法学和药学在今天的学术体系里根本不可能毕集于学习者一身；更何况，伍博纯之所以出版这两本书，还纯粹是因为在二十二岁上，由于用功过勤，病肺咯血，在家养病，而得暇以兼之的缘故。
出版了这两本看似风马牛不相干的书，大约也为伍博纯带来了相当不恶的声名，在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六年之间，他已经可以出入桐城吴挚甫（汝纶）家，担任西席之职，其“才学贵重”
可知。
为什么说能在吴挚甫家当塾师是不容易的事呢？吴挚甫是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进士，更曾在曾、李幕府多年，当过直隶州官，更重要的是他在任官之地都开办了书院，亲自登坛授课。
辞官之后，还在保定莲池书院任山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还应张百熙之邀做过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是一个“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的人物。
伍博纯在教授旧学之余，除了继续自修日文以及由日文所负载的知识学术之外，还开始为上海《申报》写专栏，并因文名远播之故，在宣统二年应聘为家乡武阳（武进阳湖）劝学所的“总董”
，大约相当于日后的县教育局局长，在他任内，武阳县增设了一百多所小学。
然而，这只是他“发现”
整个时代教育问题的一个开端。
想要谋一邦之长治久安、国富兵强，必须归结于教育，这是积弱百年所带来的痛彻之思。
但是一般考虑教育为国族之知识力量奠基，多从近代以来的国民教育体系经眼入手，也就是悬望于孩童，务求确保新生国民普遍于成长过程之中不至于脱离教养机制，以迄独立于社会。
可是伍博纯放眼所见，则总是那些从来就失学，即使废科举、广学堂之后仍然没有机会识字求学的广大黎庶。
民国成立之后，伍博纯原本有机会因蔡元培的提携而在全国教育行政部门施展身手，蔡氏在中华民国元年（1912）一月，接受大总统孙文提名，成为民国以来的第一任教育总长，一月九日启用印信，十九日通电各省颁发“普通教育办法”
，并电召伍博纯赴南京帮办部务。
这个“普通教育办法”
的主要内容，除了进一步确认尽废满清时代的教材、教程之外，还颁发了中学以下的暂行课程标准，下一步——也就是伍博纯即将推动的，是如何更有效率地扫除成年人里的文盲；这种人，在数以亿计的国民之中占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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