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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面上说,这样的说法根本是“反对”
或起码“不主张”
言论自由。
不过,我们似乎应该从他的立意上探勘:辜鸿铭更想说的是,西洋“乱政”
之所从来,正是基于媒体无能自律,而又囿于言论自由这一根本不可能在技术上规范绳墨的终极价值所导引,遂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众口铄金、积非成是。
老实说,在辜鸿铭看似顽固保守的意见底下,还埋藏着足以令一百多年以后的新世纪人类都为之困惑、迷惘的课题:我们从来不完全明白行使自由的技术,也无视于自由所隐括的伦理陷阱,却先信仰了自由必须完整实践。
“政之所以不得其平者,非患无新法,而患不守法耳。”
当辜鸿铭说出这样的话来,而被讥为守旧,岂不是莫大的冤枉?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有鉴于国事日蹙而亟思变法求新者,都以为重新布置一套法律规范即有可能振衰起敝,往往不察民风士气之沦丧极有可能是整体文化欠缺自律机制所致。
辜鸿铭非但敏锐地看出,“政之所以不得其平者,非患无新法,而患不守法耳”
,还为这一种隐匿的集体失能找到了它的历史根源。
他认为,这种深远的弊端,实起自太平军兴之后,清廷曾允许曾国藩以“便宜行事”
,“自是而后,天下遂成内轻外重之势”
。
接着,更严重的问题则是:
言洋务者,中外皆知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
北洋既败,而各省督抚亦遂争言办理洋务,则虽动支百万金,而度支不敢过问;虽招致私人声势震一省,而吏部却不知其谁何者矣。
此皆办理外事漫无定章之所由来也。
人见办理外事既无定章可守,遂渐视内政之旧法亦可不必守也。
短短的一百多个字,把清季末叶从内乱而中兴所带来的阴暗影响,乃及于日后放令外交事务于一二大臣之专对,以至于内外皆无“法治”
的过程,剖析得极见透彻。
如此燃犀洞见,又岂可尽以“迂腐”
“顽固”
之词贬之?
世人多知天津教案之后,传教士、教民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冲突无日无之,且愈演愈烈。
辜鸿铭以其势如匹练的笔锋,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英文专论,并经伦敦《泰晤士报》转载,其辩诘之所据、争议之所本,大约可视为近代反殖民论述的先锋,在国际论坛上直指英国人在华侵略之恶,挺身捍卫中国之被奴役与压迫,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而十足令彼邦知识界惊讶与叹服。
即使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件大起,他仍然有大文章可作,还是用英文写了一系列的专论,这些文章才堪称是在思想层面向各国宣战,当时发表于横滨《日本邮报》(JapanMail)。
日后汇集成《总督衙门文件》(PapersfromaVip;apos;sYamen),是“白种人的负担”
所发出的最具震撼力的不平之鸣,其运用者,还是白种人熟悉却未必能及的犀利修辞。
张之洞和辜鸿铭有其根本上的不同,两人宾主相敬,虽然没有搞到凶终隙末的收场,但是在重大政见上的扞格不入,一定程度上甚至阻碍了当时中国对外的进取和发展。
在张之洞而言,为曾为左,咸不可及,而即使不屑于为李鸿章,亦只能另辟蹊径,以待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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