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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刺激之下，仍然以讲武备、励军事为主，除了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奏请创办江南陆师学堂，次年又奏请设立湖北武备学堂，此后每一年都积极地推荐两湖子弟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这份努力与意志，一至墓木已拱，仍旧为后人所秉持，直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再度大举侵华前夕。
然而辜鸿铭的外交着眼却极为不同。
他的核心主张是“修邦交”
，“庚子之祸实多因中外太隔膜，以致彼此猜忌，积嫌久而不通，遂如两电相激，一发而不可收拾”
。
张之洞虽然很可能是那一个时代里唯一能欣赏、任用辜氏的人，却也一定压抑和屏挡了辜氏相当强烈的主张。
是以在张之洞死后一年，辜氏即写成了《张文襄幕府纪闻》，其中指出：甲申（1884，也就是辜氏入张幕的那一年）以后，“文襄之宗旨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
两个都醉心汉文化、以儒生自居的宾主，却仍有不可相与言者。
有趣的是：他们都认为对方的重大缺点是“不会通权达变”
！
世人多知辜鸿铭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一些言谈交际的场合中曾经大发怪论，语出惊人，并引以为笑骂之资。
同其意者，未必真敢奉行其言教；厌其言者，更直斥其为中国文化腐朽愚顽之象征。
这些有如相声段子一般的轶事，所反映的究竟是辜鸿铭的思想与信仰，还是他的态度？究竟是真正发生过的吉光片羽，还是辜鸿铭搬弄了来、用以诙嘲西方输入之社会思想的言谈工具？
人们耳熟能详的一段对话是他回答北大学生关于脑后留辫子的话：“你们只看见了我脑后的辫子，却看不见你们自己心中的辫子。”
那么，辫子之为物，何尝只是故国君权之符号，从相反的一面说来，看不得脑后蓄辫之人也得想想：我的思维、认知和信仰之中是不是也有类似辫子的东西。
设若语境如此，辫子之作为一个具有指涉的名物和语词，居然还有一种在思想上发人深省的意趣了。
当他的日本友人萨摩雄次（1897—1966）问他为什么不剪掉辫子的时候，他的这一句答复真正暴露了辫子的作用：“这是我的护照。”
原来辫子并非捍卫大清政权、效忠皇朝律法的信物，而是试图引发任何新旧争议的话柄。
只有当这根辫子依旧垂在他背后晃**的时候，他才能够有机会应答时人关于辫子之种种机锋！
一九一九年八月初旬以及下旬，胡适之在《每周评论》上分上下发表了《辜鸿铭》一文，也是针对辫子所反射的意义立论：“现在的人看着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春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
当他在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却坐着不拜。
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忽然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
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据说这番近乎后人所谓“八卦”
的言语很惹辜鸿铭生气。
文章的前半发表之日，胡、辜正好在一个饭局上不期而遇，还发生了口角，辜氏就拜万寿、剪辫子（其实是为了将发辫送给一位情人）的事实提出了诸多反证，并扬言要上法院递状控告胡适之毁谤名声。
辜鸿铭的辩解恰恰坐实了一件事：正是他自己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对象进行过不同的争议，更有可能的是，来源不一的谈锋，都是辜鸿铭自己随缘道故、因论设事的结果。
胡适之不是一个会公然造谣的人——他甚至更是一个能将俚短家常、闲言碎语拼凑成学问的人。
而辜鸿铭真正在意的并非蓄辫、剪辫的时间和动机，而是在拼凑出那些故事来的时候，胡适之提出了一个理解辜鸿铭的方向：辜氏的“立异以为高”
成了“装疯卖傻，弄假成真”
。
这是辜鸿铭所不能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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